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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生前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喝酒，一个是喝完酒打孩子。
他的老母亲叫来了他的表妹——这个做过乡村医生的女人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一个医生。她扎两条麻花辫子，嘴里喷出的口臭使得丘八扭过头去，解开裤子褪掉裤衩之后，表妹惊叫起来：“娘咧，这，咋弄的啊？”
“砸的，拆房子，被石头砸了一下。”丘八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强奸犯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害羞。
表妹把牙膏抹在丘八的下身，临走前，留下了一些消炎药片。第二天，她又不辞辛苦去挖草药，杜鹃花叶、野棉花根、虎耳草、苇根，这些东西都有消肿的作用。丘八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他的下身一次次裸露在表妹面前，这种暴露和他故意给女学生看是不同的，一种是感动，一种是下流。那些天，窗外一直下着雨，几根圆木堆在葡萄架下，葡萄滴着水。他赤条条地在床上躺着，表妹帮着他的母亲洗衣服、做饭、扫地。
有一次，他握住了表妹的手，他想说谢谢你，但是始终没有说出口。
表妹羞红了脸，手被他握着也不挣脱。
两个星期之后，表妹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纱布，换药，他一下把她揽进怀里，说：“我好了。”
表妹说：“别这样。”然后跑进了厨房，丘八追上去，他们弄翻了一筐土豆，拥抱着倒在了灶前的麦秸垛里。这一次，他没有阳痿早泄。
从此，他们开始在各种地方做爱，废窑洞、小树林、芦苇丛中、玉米地里。一个月之后，表妹春英怀孕了，丘八建议她堕胎。春英说：“我想生下来，我想养个娃。”
丘八说：“那你以后怎么嫁人，咱俩又不能结婚。”
春英说：“我嫁不出去的，我有白血病，没人肯要我。”
玉米成熟的时候，阴雨绵绵，有一天，丘八穿着雨衣在地里掰棒子，表妹慌里慌张地跑来，对他说：“快跑，公安抓你来了。”
1996年8月20日，丘八穿着雨衣，上了一列火车。
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下了车，雨已经停了，他看了看站牌——甘肃省惠宁县。这是个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滴雨的城市，他依旧穿着雨衣，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
丘八在车站干装卸，右肩扛着大米，左肩扛着上帝。在甘肃惠宁，他认识了铁嘴，在山东泉城又认识了屠老野，他生平第一次和人握手，屠老野握着他的手说，咱该做一些大买卖。当天晚上他们撬开了一家小卖部，隔了三天，又洗劫了一个加油站。从1997年到2000年，这三人疯狂作案18起，盗窃、抢劫、诈骗、绑架、强奸。在一次入室抢劫中，他们把女主人捆绑上，还在房间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给自己做了早饭，这说明他们不仅胆大妄为，对生活也多少充满热爱。这三年间，他们学会了吸毒，钱财挥霍一空。吸粉的人性欲消退，溜冰的人性欲强烈。丘八自从吸毒之后，就再也没碰过女人，那种飘的感觉比射精要爽得多。
2000年7月1日，丘八悄悄回了一趟老家，他在县东关菜市场附近的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则关于他的寻人启事，那上面简单描述了一个他不敢相信的事实：表妹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在他逃亡的这四年里，孩子静悄悄地成长，如今躺在了病床上，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个父亲，或者说这个懦夫，并没有选择挺身而出拯救自己生命垂危的女儿，而是撕下了寻人启事，迅速逃离了这个县城。
7月13日，丘八、铁嘴、屠老野被捕。
7月29日，越狱。
8月13日至15日，丘八躲避在洪安县城的阴渠里。
8月17日，丘八再次返回大竹县，警方早已在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丘八一下火车就意识到了危险，他拼命地逃跑，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警方将其击毙。
前传：罪全书 第十章 人贩丐帮
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
2000年10月2日，一个少妇把一个4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她对小男孩说：“旺旺，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妈妈去厕所，马上回来。”
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好的。”
10分钟后，少妇回来了，小男孩却不见了。少妇脸色煞白，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半小时后，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他们报了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车站和码头询问。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事贴在街头。过了一会儿，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事，挂在了树上。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只戴着乳罩的女人，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她像疯子一样坐在地上攥着拳头，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声音变调，她说出的话更加凄惨骇人，那段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落泪：
“我的儿子丢了，哎呀，我该怎么说呢，老天爷，没了，是个女人拐走的，人家说看见了。我给人家磕头，磕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求求你了呀。哎呀，刮大风啦，天冷了，我的儿子还只穿着一件小夹克。旺旺，你到底在哪儿啊，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哭，你笑，喊我妈妈。我的儿子呀，被人贩子抱走了。人贩子，我吐唾沫，该千刀万剐下地狱的人贩子。一个女人，偷人家孩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头，你真该死！该死！该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只有4岁。不不不，我说错话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好不好？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你也是个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还有良心吗？你要把孩子卖钱，我愿意出十倍的钱，一百倍的钱，把我的孩子买回来。告诉我，我的旺旺在哪儿，我愿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边。我愿意卖房子，贷款，钱全部给你，只求你别伤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这万恶的女人，你会下地狱，下地狱……”
第二天，她又站在树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一连几天，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女人对着树自言自语，她像一个苍白、呆滞、阴森的幽灵。有时，推着平板车卖核桃糕的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就会发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但是因为嗓子嘶哑，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她已经疯了。
半个月以后，在华城火车站广场，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裤脚，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
半个月前，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背几个数字，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样，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喋喋不休，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发上睡着。醒了，却不想吃饭，尽管他只有4岁，但是他会抬着小脸很认真地说，妈妈，我都十几年没有吃过冰激凌了。他有他的小火车，有飞机和军队，他统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说，统治着幸福和快乐。
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本应该戴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眼窝深陷，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根据公安部报告，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五年）。
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
天平的两端，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个人贩子，那个女人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华城、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