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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回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出来。且不说周围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对安娜母子们冷嘲热讽，日本宪警就加强了对她们的督查和监视。并且有一次干脆将安娜逮捕，关押在牢房里达20余天。
郭沫若得知这些情况，心情是悲愤沉重的。他曾在一篇《家祭文》记了此事和自己当时的心情。文中说：
贞（按：即郭沫若原名开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且也，贞之去后，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按：即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及长子宗易孙（按：即郭和夫）拘禁月余，惨加痛楚，至于不能引步。贞时在沪，得闻此息，只觉寸心欲裂。当此之时，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并求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厄阻，谓富氏媳未脱离日本国籍，尚是日本臣民，且有间谍之嫌，不能自由离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郭沫若此时对安娜的同情，对妻儿的担忧，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此时的郭沫若已经顾不了许多。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国的神圣斗争。他只能像在决心离开安娜时那样想：国家临到垂危的时候，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在他当时就已经想到，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郭沫若归国后在上海住了不长的时间，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于同年11月即和何香凝、邹韬奋等知名人士转道香港到广州，努力于在文化战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他又赴武汉接受了国民政府委任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
按照郭沫若的身份、资格和在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郭沫若接受第三厅厅长之职，显然是屈就。按照他那天真率直、宁折不弯的性格，他也是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的。他希望自己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而不是到处去“卖膏药”。
但是，考虑到这也是共产党组织的安排，郭沫若还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政治部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大员陈诚，副部长却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更何况，此时国共两党开始新的合作，至少在一般人看来，一切都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最让郭沫若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他在武汉又见到了周恩来、叶挺、邓颖超、林伯渠等一批着名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自己阔别多年的老战友。当时，有记者访问他，问他到武汉后的第一个好印象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到武汉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印象”就是“抗战后各地很多名人能人都集中到武汉来了”，他们拿很少的薪额，做艰苦的工作，对他们极为钦佩。这里说的“很多名人能人”当然包括也首先是指周恩来等这样一些自己的老朋友，这样一批着名的共产党人。
在两年多的三厅的工作中，郭沫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无论战势如何，无论工作条件多么恶劣，哪怕生命受到威胁，他从来都是三厅的精神支柱和众人的榜样。
由于郭沫若在鲁迅逝世之后，实际上已成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在他主持的第三厅，也自然而然地集中了一大批当时文化界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其中如：胡愈之、田汉、杜守素、冯乃超、阳翰笙、洪深、张光年、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郑君里、冼星海、张曙、叶浅予、张乐平、罗工柳等，真正是人才荟萃。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文字和口头宣传、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多种手段，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举办演出、募捐等活动，宣传抗日道理，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在国民党的阵地上开展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十分卓着的成就。
对于郭沫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人民是满意的，中国共产党是满意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更是满意的。上一节里我们说到由周恩来出面向全党建议树立郭沫若在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地位，由郭沫若作革命的“文化班头”，已经说明问题。对此，郭沫若也是感到高兴和自豪的。他十分明白自己肩上的重任。作为一面文化界的旗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方向将代表整个文化界的方向啊！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郭沫若在中共领导人及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就是1939年7月，正值抗战的烽火燃烧得炽热，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家乡病逝。
郭朝沛读书不多，却为人精明干练，靠经商获利，数年时间内家业大振，成为当地一位较为富有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又因为他自学而通中医，平常为乡邻治病，往往药到病除，被乡里誉为“医仙”，且因为给人治病不收酬金，故益受人敬重。不过，中国各地如郭朝沛者也并不绝少，一般来说，他们的死生并不会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应。然而，郭朝沛乃郭沫若之父，郭沫若在当时是国内“文化班头”，为扩大影响，除一般文化界人士和社会贤达作出一些必要反应外，中共高层领导人也联名合送了一副挽幛。上书内容是：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联名悼唁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
这不仅是郭朝沛未能预料的哀荣，更是令郭沫若备感珍贵的殊荣。挽联中以“文坛宗匠”称郭沫若，以“丰功勒石”评价他的工作，不仅是中共中央树立他为“文化班头”的决定的体现，也表现出了毛泽东等人对郭沫若的崇高敬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日报》也敬送了长联，以表达人民群众对郭沫若的尊敬和期望。长联上写：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
虽然是哀挽死者，但突出的却是写生者——死者的儿子郭沫若。
自然，人们也感激死者郭朝沛“化育”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是的，对于郭沫若来说，人民没有忘记他从北伐之日起，就勇敢地战斗在前线，“扫军阀残余”；人民更看到了在斗争极为严酷的今天，他能慨然来归，为了“抗战驱法西寇盗”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带领着其他同志，成功地“动员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评价都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应该看作人民大众对郭沫若工作和斗争精神的肯定和认可。
郭沫若为了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就在这样的鼓励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武汉到长沙，又到重庆。从三厅的解散又到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的成立。
时局在变，环境在变，地点在变，职务也在变，但是，不变的是他工作的原则，是他的革命热情。几年里，他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的宣传工作始终是出色的，无愧于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于是，在1941年10月，在当时国民党治下的陪都的重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以郭沫若为主角，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一年的1月，就在抗战的紧急关头，在最应当同仇敌忾的时刻，却发生了让全国人民震惊和悲哀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完全是国民党内对日妥协顽固反共势力蓄谋已久的一次政治阴谋。
早在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即指使其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一个月内集中到黄河以北。何白《皓电》除对人民军队进行造谣诬蔑外，还强迫按国民党7月16日的“提示案”办事。即：第一，取消陕甘宁边区和一切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一隅，受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并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编制总共不得超过10万人（当时已有50万人）。这不但是对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的一种挑衅，更是反共投降的阴谋。为此中央中央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
1940年11月9日，朱、彭、叶、项复电何白，据实驳斥了《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历数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种种磨擦。严正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动中国投降之时“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结，“其事至险，其计至毒”。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为了团结教育中间派，仍然答应驻皖南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然而，反动势力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1940年12月8日，何白《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宣称“调防”是执行“军令”。国民党并策动新国民党的第三方面的报纸宣传“服从军令”的重要。国民党并密令其各级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宣传机关，“以泛指之口吻，影射中共违反军令军纪之行为，督促政府严肃军令，贯彻政令”。
于是一场反共行动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1941年1月4日，驻泾县的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千余人开始转移，准备绕天目山到苏南，待机渡长江北上。6日，当新四军军部三个纵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万多人的突然袭击。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之后，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而蒋介石竟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取消其番号，还下令进攻其江北部队，而且声称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皖南事变”的血腥行为，激怒了所有站在正义一边的人们。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严厉地揭穿和斥责了蒋介石的叛变阴谋。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此时也在重庆，痛心疾首中，他也写下了强有力的诗句：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
“皖南事变”之后，一切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更是加强了箝制。那么，怎样来打破这种沉闷，反击这种箝制呢？周恩来拿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的50岁生日祝寿，并纪念他的文艺生涯25周年。
郭沫若开始并不清楚这次活动的意义，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做的工作很不够，不能为自己庆祝生日。
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在次活动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很大的规模。
他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