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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苏浩要求越过国境线的命令后，廖秋立刻率领麾下的新编7024补充师团沿铁路前进，一直冲到废弃城市安沛。得益于旧铁路在运输方面的便利，一整套大型基地建设组件也随同进攻部队抵达。就在昨天，刚刚完成了核心车间的建设工作。
身穿热带款式战斗服的韩莹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满面微笑地看着正在大嚼香蕉的丈夫。
对韩莹而言，结婚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幸福。
她再也不是和平时期那个在学校里默默无闻，对自己感到自卑的女孩。婚礼那天，韩莹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数量之多，连她自己也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总之，负责统筹婚礼的老宋置办了三百多桌酒席全部坐满了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每个人都在举杯向新婚夫妇给予祝贺。酒肯定是不够的，不过沉浸在幸福快乐中的人们并不计较这些，身穿一套从废弃城市里弄来，洁白漂亮婚纱的韩莹更是无比沉醉。
作为丈夫，廖秋很是体贴。他一再要求韩莹呆在昆明的“城堡”，而不是陪同自己南下穿越国境。可是韩莹很固执，认为妻子就应该随同丈夫一起。哪怕是刚刚生育不久，儿子在那个时候也不满周岁。
廖秋肩膀上佩戴着上校徽章。
新编7024补充师并不属于十个在编范围的师团之一，而是按照苏浩的命令，以“工蜂”为基础，额外组建的“补充兵师团”。类似的部队，在其它集团军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它们并不列入军部编制序列，属于战斗力贫弱的二、三线“民兵武装”。
这当然只是对外声称的编组构成模式。实际上，廖秋麾下拥有三万余名“工蜂”。其中，有八千多人拥有五阶强化体质。有了新成都基地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全力支持，加上来自“一号蜂巢”和昆明方向的后勤保障，廖秋部队得以按计划进入越南境内，在目的地迅速建造基地。
这个国家地处热带，植物生长茂密，香蕉之类的水果随处可见。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还堆放着菠萝、芒果等好几种时令水果。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
很快，一个身材矮壮的中年男人出现的门口。他佩着少校军衔，皮肤黝黑，表面满是汗水，年龄大约在四十左右。少校先是冲着廖秋敬了个礼，然后转过身，对坐在旁边的韩莹和善地笑笑。
他叫阮文昌，是早在一年前就发展成功的越籍“工蜂”。当然，就目前而言，国籍上的区别早已荡然无存。这个曾经的越南难民，如今已成为廖秋麾下的一名队长。
“阁下，附近村落的难民大部分已经集中。现在，该怎么处理他们？”
病毒爆发是世界性的灾难。与国内一样，越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从老街、安平方向一路过来，廖秋所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部分要归功于早在两年前就开始部署的小型“蜂群”。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越南并不属于核心集团的成员国。如果不是战前对期货市场稻米、大豆、小麦等资源大宗交易特别留意，发现其中端倪，以高昂代价从当时国内政府那里换取了两套基地建设组件，现在的越南国内早就没有任何政权存在。
在和平时期，阮文昌是海防市的一名政府高级官员，也是越南人民党员。肆虐的病毒并不因为人类身份高低贵贱而导致差别性待遇。阮文昌亲眼看着自己九岁大的女儿变成丧尸，妻子在上班途中失踪，年老体衰的父亲被几个邻居活活啃成骨头……如果不是因为在政府机关供职，配车是一辆性能颇佳的越野吉普，阮文昌恐怕至今仍然还呆在海防市内，是死是活无人知晓。
得益于炎热气候带来的高作物产量，越南国内的难民没有遇到食物匮乏之类的危机。尽管如此，阮文昌逃出海防的时候，整座城市里的居民大半已经死亡。侥幸逃脱的难民分成两股方向，一路往北，一路向南。
往南，可以去岘港，去胡志明市。那里历来是越南政府重点经营的核心都市。就算爆发了病毒危机，也一定有着防御能力稳固的避难所。
往北，能够抵达首都河内。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灾难而放弃此类城市。相比之下，北上应该要比南下更加安全。退一步说，就算河内的情况比这里更糟，还可以选择绕开首都，前往更北面的中国。那个国家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应该会接纳我们这些逃难者。
在这种理想化的思维驱使下，阮文昌和很多人沿着道路北上。沿途，他们不断遭遇到丧尸袭击。很多人被活活啃食，也有很多人感染病毒产生了变异。就在距离河内十多公里的一处军事哨卡，阮文昌还遇到了部分溃散的越南军队。那些军人用枪指着难民，咆哮着命令他们转向，返回被丧尸占据的城市。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国民都必须为了国家安全而战斗。各地军营已经打开仓库，对所有平民分发武器。
难民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拿起武器冲进城市射杀丧尸，要么拒绝服从命令被士兵一枪打死。
短暂的整备，的确遏制的难民群中的混乱。阮文昌和多达上万的难民被裹挟着，沿着来时的公路掉头回返，抵达了位于河内附近的一处重要军营。
第343章 缅甸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阮文昌感觉自己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丝毫没有灵魂。
每天都要战斗，规模从数十到上百人不等。军方给难民们配发武器弹药，军人们驾驶卡车驱赶武装难民朝废弃城市展开一次次进攻。无论投入多少兵力，结局总是失败。那些原本是人类的丧尸丝毫不知道什么是疼痛，子弹打在身上根本毫无知觉。它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怪物，残存的生物本能除了吃人，就是不顾一切抱住其它活物乱咬。
直到过了很久，阮文昌才知道，丧尸这种东西唯一的弱点，就是头部。
比起丧尸，军方的高压政策才是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每天都有拒绝服从命令的难民被杀，军营内外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尸体。他们衣衫破烂，死状凄惨。由于天气炎热，尸体腐烂速度很快，空气里随时都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无人收敛的尸体就这样随意抛弃，它们很快被蚊蝇的幼虫占据，尸块残骸表面爬满密密麻麻的白色肥蛆。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头皮发麻，甚至就连最喜欢虫子的鸟类也远远避开。
阮文昌亲眼看见过，一只贪食的乌鸦因为飞近腐尸啄食肉蛆，不小心被顺着足爪攀爬的蛆虫绊倒。可怜的乌鸦立刻被成百上千只蛆虫淹没。那些肥滚滚白腻腻的虫子在乌鸦身上乱拱，绵软的口器当然无法啃动乌鸦的身体。然而，它们却以无比庞大的数量将乌鸦摁倒，活生生窒息。然后，默默等待这只黑鸟腐烂，成为自己新的肉食。
如果仅仅只是对抗丧尸，残酷恶劣的环境倒也勉强可以忍耐。可是难民们需要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病毒，还有那些原本应该保护自己，却在灾难与死亡面前站到了对立面的军人。
军营里的军人数量并不算多，大约只有近千。他们统治着多达数万的难民。配发的食物和饮水都很少，每天都有很多女人被召入营区以供寻欢作乐。由于难民们都被编组，以连坐的方式互相监督，一旦有人逃亡，剩下的同组成员就要接受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局面只能是越来越糟，人们对“胜利”之类的话题也逐渐失去信心。
诱发暴乱的原因，是一名上尉酒后对某个孕妇的虐杀行为所导致。他乘着酒兴，驾车冲进难民营，揪出一名孕妇，用匕首破开对方的腹部，挑出六、七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兴冲冲的驾车离开。
这种野蛮残忍的做法，使附近的围观者彻底震惊。难民们纷纷相互打听并传播消息，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最终确认上尉的做法其实是故意的————他当天与其他人喝酒，却没有足够的下酒菜。百般无聊之下，忽然萌发出红烧婴儿肉之类的想法。据说，当天共有六名军人参与聚会。他们分食了那盆新鲜的炖肉，没人觉得不适，也没人恶心呕吐，却一致认为那盆肉鲜美可口，爽嫩无比。
孕妇的丈夫弄来很多大块的木柴，摆成焚尸架，把腹部洞开的妻子尸体放在木柴堆上。在这个过程中，多达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人们围站在四周，看着那个沉默的男人用火把点燃柴堆，看着面目全非的尸体在火焰深处被烧至焦黑，人油从尸体表面溢出，流淌到燃烧正旺的木柴表面，发出“滋滋”的响声。
没有人牵头，也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当死者丈夫拿起突击步枪，带着无神的面孔慢慢走向不远处军营的时候，几乎所有难民都跟在了后面。人们手里拿着武器，朝着每一个他们认为值得射杀，被憎恨的目标猛扣扳机。
就这样，在短短一夜之间，看似牢固的统治彻底崩溃。
阮文昌逃到了文罄附近，在红河边上扎了一个简易窝棚。此前噩梦般的遭遇，使他再也没有了前往北方大国避难的想法。阮文昌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他分析了目前已知的种种情况，认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而不是专门针对越南一个国家的危机。既然如此，呆在这里可能要比前往异国更安全。至少，我对自己的家乡很熟悉，也不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
渐渐的，在河边定居下来的难民越来越多。除了本国的逃难者，还有一些操着北方异国强调的陌生人。他们非常友善，每个人都拥有在乱世中足堪大用的技能。在阮文昌的窝棚旁边，就有一对讲中国话的兄弟。哥哥是医生，弟弟是熟练的机械修理工。凭着几句简单的日常对话，他们很快融入庞大的难民团体，逐渐成为其中不可缺少，也渐渐被众多难民认可，甚至尊敬的人。
阮文昌一度怀疑这两个人可能是中国间谍。后来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对方从未宣扬过关于国家主权之类的东西。他们和普通难民一样，每天都在为了衣食忙碌。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不过是草药，简单的外科包扎还可以，大手术就绝对不行。由于缺少医疗器械，医生甚至用菜刀对一个诊似急性阑尾炎的病人实施剖腹切除。虽然没有弄出人命，可阮文昌毕竟在医院里担任过半年党委书记。以他的眼光，不难看出病人其实患有肠胃炎，根本不需要白白切除阑尾。
他们对周围的难民很热情。
渐渐的，说中国话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让阮文昌觉得惊讶。因为那些人和自己一样，都曾经是越南国民。阮文昌下意识的认为是彼此之间加深认识的语言学习。直到某一天，医生找到自己，微笑着拿出一管针剂的时候，阮文昌的世界才真正产生了变化。
只有“工蜂”才会主动学习汉语。在彼此同为一个族群成员的情况下，语言同化的速度极快，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廖秋是新安沛基地市的最高指挥官。当然，“新安沛”这个名字，目前只存在于505集团军的机密档案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从最初决定派出“工蜂”建设“新蜂群”开始，前后共有七百多名“工蜂”进入越南国内。特殊强化体质使他们在遭遇危险的时候足以自保，密切的联络在困难时候能够相互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