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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界是自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走的山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未能越 过，红军战士们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在最险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 马。然而，这支队伍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胜利攀过此山。可怜的却是那些因负伤、生病而掉 队的战士们，他们不得不流落民间，或者栖息在荒野林莽之中。这场战争的阶级性质是如此 明显，地主老财对他们毫不留情，不是将他们逮捕送官，就是将他们骗回家去，乘他们用饭 时将他们杀死，劫走他们的枪支。而那些贫农们，铁匠、木匠师傅们，却偷偷地将他们藏到 家里，或者背上山去，将他们藏在山洞里，一趟又一趟地给他们送饭，待养好伤送他们上 路。这里，几十年后仍然传颂着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红军越过老山界即进入龙胜县境。这里有苗族、瑶族和侗族，他们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 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许多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这就 给红军增加了一层困难。在这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红军每一住下，驻地经常发生火 警，有一夜竟有四处驻地同时起火。在一个名叫龙坪的较大的村镇，周恩来住的房子，半夜 间突然为火焰包围，幸亏警卫员机警，才免遭不测。后来经严密搜索，才抓住几个纵火者， 原来他们受国民党的派遣，采用这种手段来嫁祸红军。
周恩来这天住在距通道不远的一个侗族村镇。街上房子不少，都是一座座小小的木楼。 可就是居民逃避一空，连碾米的水磨和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了。虽然从地主家弄来了稻谷， 却无法脱出米来。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加上行军的疲劳，有些干部和战士倒头就 睡，分来的稻谷却弃置一旁。作为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看在眼里，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提 出：没有石磨，就用石头搓，用瓦片搓，也要搓出米来，红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会后，他 果然找了两块瓦片，就坐在侗族的小木楼上搓起了稻谷。警卫员小兴国看着很惊奇，就说：“周副主席，你怎么也搓起来了？”
“一人一份嘛，我为什么不搓？”
“你那一份，我们包了！”
“不行！”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我提出的，我自己不干怎么行呢！”
话虽如此，但他的思想却不在搓稻谷上。他一边搓，一边思考着全军当前最大的难题： 下一步究竟向哪里走，在哪里停下来开创新的根据地，以便结束当前这种使每个人都惶惑不 安的流动局面。这个问题，自渡过湘江以来，在领导层中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每次都争论 不休，难以取得一致。一种意见是李德和博古的，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 会合；另一种意见是，敌人的重兵已经集结湖南，如仍然按照原计划，就会自投罗网，难以 自拔。而究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 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 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 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 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 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 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 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 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 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 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 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曾使得他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 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 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备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 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 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
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象 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 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 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 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 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 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 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 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 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 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 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唯一的读者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 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 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 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 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 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 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 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 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 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 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 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 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 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 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 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 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 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 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 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 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 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 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 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 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 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 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 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 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 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 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 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 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