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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到了尽头了。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悼念茅盾同志（2）
三月二十九日
现代文学资料馆（1）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做改造的目标。我还记得有一个上午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外面的红卫兵跑进来找“牛鬼”用皮带抽打，我到处躲藏，给捉住了还要自报罪行，承认“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传达室的老朱在扫院子，红卫兵拉住他问他是什么人，他骄傲地答道：“我是劳动人民”。我多么羡慕他！也有过一个时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文艺，其余全是废品。我彻底否定了自己。我丧失了是非观念。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是唯唯诺诺，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低着头，躲着人，最怕听见人提到我的名字，讲起我写过的小说。在那种时候，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会想、也不敢想文学和文学资料，更不用说创办文学馆和保存我们的文学资料了。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可怜、可鄙的。这才是真的着魔啊！
但是“四人帮”贴在我的脑门子上的符咒终于给撕掉了，我回头看以前走过的道路又比较清楚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也懂得一点，不能说自己读过的书都是毒药或者胡说。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沉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我当时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学，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这样想过。现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绝非虚假。万幸我在入迷的时候并没有把手边的文学资料全部毁弃，虽然我做过的蠢事已经够多了。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受到了惩罚，我再要写《激流》一类的作品就有困难；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来了。当时也有人偷偷地问过我：“难道我们的祖先就没有留下一点值得重视的遗产？难道‘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全是废品、全是‘四旧’？难道你几十年中那许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来，一方面我仍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已经给“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不敢“乱说乱动”，惟恐连累亲戚朋友。活命哲学是我当时惟一的法宝。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国三次。我出去并非镀金，也不想捞取什么，我只是让一些外国朋友看看我并不曾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还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在国外我才发现人们关心中国，多数读者想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认识我们国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好些国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和有关资料；或者成立研究会、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我们的“文革”期间被视为粪土的东西，在国外却有人当做珍贵文物收藏。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经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
现代文学资料馆（2）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怀念方令孺大姐（1）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写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两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