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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六月中旬
致《十月》（1）
《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编辑同志来上海组稿，说是长短不论。我答应试试。我想谈谈关于编辑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感情激动起来，连写字也困难，看来文章是写不成的了，那就随便谈点感想吧。
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过去几十年中间我多次向编辑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这样的情况：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投稿的时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场对编辑提出过多的要求。事情过后，一本杂志已经发行，一部丛书已出版，平心静气，回头细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
《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并不是一出现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渐改进、越办越好的。刊物是为读者服务的。用什么来服务呢？当然是用作品。读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发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编辑同志的功劳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来，这个刊物就会受到读者的冷落，编辑同志也谈不到为谁服务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刊物要是不能经常发表感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好作品，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说谁比谁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倒符合实际。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替编辑同志们讲了几句话。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也知道一点编辑工作的情况，听到一些人的牢骚，想“安抚”他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没有料到一篇文章闯了大祸，姚文元的“金棍子”马上打到他的身上来了。他从此背上“杂家”的包袱，吃够了苦头。没有人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因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后。但是解决是非问题，不靠官大官小。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听见作家们在抱怨、编辑们在发牢骚。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对每一方面我同样劝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别人要求低一点。前些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我不这样看。不过“爱护”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好作品喜欢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这也是所谓“物以类聚”吧。一种刊物发表了两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样汇集到它那里，刊物选择作品，作家也挑选刊物。我听见一位作家对别人说：“某某是我的责任编辑。”声音里充满感情，我看除了读者们的鼓励外，这就是对编辑的莫大酬报了。但是我又听见一位作家抱怨，编辑不向他组稿，他连杂志社的门向哪里开也不知道。他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劝他不要生气，我说：“这样倒好，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他不组稿，你就不投稿，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个刊物的损失；第二他不来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识货不识货。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好些篇，可是《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大门我一次也不曾进去过。正因为我不管这些，才有时间多写作品。我从来不管谁来约稿谁不约稿，经常考虑的倒是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作品比较好。当然别人用不用我的稿子，并不能由我自己决定。我也只是写稿、投稿。作家嘛，时间应当花在写作上。我还听见有人批评编辑“偏心”，说他们“重名气轻质量”。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话了。不能说别人就没有缺点，但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不要以为读者对当前生活一无所知，对作品毫无欣赏力和判断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没有人要看，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也得改行。让两方面都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吧，都来经受读者的考验吧。
我还想谈一点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当做很好的编辑而感谢的。我写了长篇小说缺乏自信不敢投稿，从法国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几百册。我赴法前看见过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说，还记得书名叫《洄浪》，印费并不贵。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见面就告诉我：“你用不着译书卖稿筹印费了，《小说月报》明年第一期起连载你的小说。”原来当时《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老经常去开明书店，他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认为可以发表，就拿去推荐给读者。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
致《十月》（2）
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家会是“社会名流”或者“太平绅士”或者“万应膏药”。我决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可以用题字、用名字、用讲话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静夜深思，难道我当初拿笔写作，就是为了大写“苦学自学”的经验谈，引导青年如何青云直上，充当各种活动、各种场面的装饰品？难道我所有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一切热情的语言都是欺骗读者的谎话？
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的深渊，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尽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但是我记得作家们抱怨过编辑同志的硃笔无情，那么我就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文责自负”，就让作者多负点责任吧。我一生改过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我的经验是：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以上只是我对一般编辑工作的意见。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惭愧，说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笔不曾偿还的文债。《十月》创刊的时候我答应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没有给刊物寄过一行文字。看来，我再也写不出适合刊物的像样文章了，编辑同志不会责怪我。但是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刊物在发展，在前进。读者的眼光永远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奋勇直前吧，亲爱的朋友们。
七月二十五日
《序跋集》跋
几十年来我编选过不少的集子，有长篇，有短篇；有创作，有翻译。我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这一回编选《序跋集》，我感到了厌倦，说句老实话，我几乎无法完成这工作。
为什么呢？……我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衰老”。固然我现在拿笔写字手就发抖；我越是着急，手和笔尖都停在原地越难移动，但我也挣扎着抄写了一些较短的前言后记。而且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国煣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