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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消自由最方便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政府躲在背后，凭着自己对需要的判断去行使管制权，而人民则因为缺乏法律的规定没有任何机会去行使诉权，在法律面前平等地去挑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中国实际虽然没有多少立法，却从很早开始了新闻管制着。虽然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比较独立的媒体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社会监督与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大众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讯而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与更多的观察视角。但是，没过多久就又有些倒退的趋势出现了。从网络媒体到传统媒体，相关的管制组织纷纷建立，比如：国新办网络局；而文化部，广电局，新闻出版总署等等传统部门也有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一些新的行政措施也相继出台，比如授予相关部门对设立网站的备案许可权，对刊发不良信息网站的处罚权等等。然而法律在这里似乎只是扮演了给政府注入管制资源与强化管制能力的角色。而且，有些权力是否有法律为依据都是不太清楚的。比如命令网站删除不良信息依据的是什么法律的授权？对于特定社会新闻不报道、不跟进又是依据什么法定权力？当仅仅管制信息传播成为不可能或者不必要时，那么就管制媒体对于特定事件的报道评论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还比如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已经派出的采访组全部撤回又是哪部法律规定的行政组织可以这样做？如果一家媒体已经印讫当天的报纸而政府突然要求停止出售或者已经公开出售者全数收回，这又是什么公开和已知的法律规定了这种权力呢，还是仅仅依据国家的强力而实现的呢？
这一连串的问号，凸显了这样一个现实。法律在约束公权力意志、保障新闻自由这一方面并没有出现，而是隐介藏形了，至少，有许多人都没有看到。没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可难道就应该有绝对的限制么？虽然好像也确实没有绝对地限制，现实中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但是随着政府的新闻管制权广泛而有效地地运用，这种人民权利没有法律加以保障的情况可以继续被容忍下去么？如果公安局认为某人筹建网站属于新闻媒体而不予备案审批，此人能否去法院起诉公安局事实认定错误？如果有人作为网站管理者没能及时对于关闭评论或者删帖的命令做出反应而被处罚，甚至被勒令关闭，其人能以处罚过重为由要求申请听证么？如果某位报社记者，撰写了对某公共事件的报道并加以评论，但以某种原因被不能刊载，他能了解是哪个部门的谁，依据什么权力下达了这种命令么？即使他知道，他又能基于采编自由权而去起诉政府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么？如果某报纸按照突然的命令收回了报纸，对于损失，报纸能向政府索要补偿么？这又是一连串问号。它们有答案么？没有，至少是暂时没有。因为法治沉默了，也不得不沉默。
管制组织习惯于无拘束地享受自己的权力，尤其当管制的要求特别迫切，事项比较敏感，处理问题的必要性突出，而法治的建设却是由管制者自己去推动的时候，它们就很自然地有理由让现状继续下去。但是，不知道管制者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权力继续无依据，权利继续无保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或许管制者们很清楚这些，不过很可惜的是，管制者们也似乎对自己所施行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想法。他们在享受着新闻管制所提供的强大助力的同时，却压根儿并不在乎这种管制行为到底有没有与时俱进，也不在乎自己只是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着一味的管制或者说是限制。
他们已经习惯了管制，不受约束的管制。
而建国初期，就是可能造成这种状况的开始。未来那些“现状”的开始。
所以张力总是想抓住机会进行一些提议，或者说是呼吁。他还相信，只要权力继续无依据，权利继续无保障，他这样的呼吁就一刻也无法停息。因为，他不想总是住在香港，虽然时间久了一样会习惯，可是，他终究还是想回来的。而且，未来的那一场场的政治斗争，何偿不是因为宣传方面的原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家之言决定一切，不容质疑。江青之所以能在特殊时期之中横行霸道，还不是因为她掌握了政府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宣传部？那可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党的喉舌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他们只会以为喉舌说出的话是出自大脑的授意，那么，身为老百姓，当然要按国家大脑的意志去行动，是不是？而老百姓们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是给中国共产党喂食，要么让党的身体更好，要么让其更坏，可是，这其中的味道又有很多要通过喉舌反映给大脑……
所以，江青在那个时候很嚣张。什么“毒草”，“糟粕”的帽子直接乱扣，甚至连周总理她也要反对。不过还好，周总理也是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了他，中国共产党的“大脑”恐怕就要出问题，善良而又受到了蒙蔽的中国老百姓们发现了不对，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理她……
可是，总不能到那个女人出头时候再去做什么吧？
张力很遗憾自己在北京的时候没能见到江青。他真的很想看一看，这个一度把中国闹得鸡犬不宁的女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儿，是不是在一开始就那么有野心……如果她敢显示出来，那么，张力也很难保证自己会不会透露一些天机，或者直接告诉那个女人：我们有三个间谍，分别叫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如果你敢闹事儿，我们就叫他们打倒你。或许江青不会受骗，可是总能影响一些。而且，如果特殊时期的时候这另外三个帮派成员出现，并取得了重要地位，张力必然会受到江青地重视，说不定还真能影响到那个女人……至少能让她小心点儿。毕竟，他张某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到那时候跟国内的联系也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少。可他现在已经能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了，日后呢？派人回国内刺杀个人不成问题吧？
……
当然，防范未来的各种运动依然只是张力的第二个目标。
见过了许多国家领袖，张力已经相信，除了某些野心家，未来运动中的许多斗争并不应该是什么权力之争，或者说是全部的权力之争，更多的应该是这些个人意志极度强悍的开国领袖们对国家发展的路线之争。对于国家建设，他们都肯定是有着自己的想法，又都担心对方的做法会改变国家的性质，或者造成什么重大的、难以承受的后果。所以，才会采用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对，甚至将对方打倒在地……而之所以这么做，张力是觉得是因为这些开国时代的领袖们从来都不害怕失败，他们太容易，也毫不畏惧再来一遍。所以，即使没有了新闻管制，这些国家领袖也时刻能知晓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些斗争恐怕也很难不发生。
当然，这只是张力自己的想法。见过了几位领袖，他对几人都很有好感。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些本应拥有高尚人格、伟大的理想的人们会因为权力而斗个你死我活。再怎么说，他们也都是风风雨雨几十年走过来的战友不是？……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是真的，那该多好？
不过，既然很可能无法阻止各种运动的发生，那么，就有必要挡一挡自己那个年代的问题了。临来之前，张力就看过一个统计，中国到21世纪初期就已经拥有超过4。2亿的网民和7。4亿的手机用户，而且数字仍在快速增长。而在那个网络时代，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公共舆论的传播源，也有可能成为传播渠道，成为民意表达的主体，就像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一样。从而形成一种远超以往任何时代的立体多元的传播途径和迅捷的传播速度，既汇聚网络时代平民草根的声音，也传播、放大所有可能的民意表达。而敏感话题的传播、放大速度也势必更加迅捷。“无论在理论还是技术上，封堵媒体和网络都是错误的。”哪怕是封杀任何个体公民的言论也都是低级错误的。可是，令人不得不感慨的是，那个时候，不少地方政府仍在不停地犯类似的低级错误。
陕西渭南警方进京抓捕作家事件，以该作家所著《大迁徙》“煽动移民闹事，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实施进京抓捕，并收缴所有已出版的作品，称“窝藏此书，坚决法办”。最高调的莫过于一个公安分局的干警竟然声称“我是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事，我都可以管。”
天可怜见，这是警察？他难道不知道他所说的那句话代表着什么，不知道他话里所赋予自身的权力到底有多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察能否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事应该是确定无疑的：首先，警察的职责法定，法律并没有赋予警察可以随意滥用公权介入公民的私域。因此，任何随意介入公民私域的行为都会因超越宪法法律的界限而失效。警察的公权力不得不止步于公民的合法权利界限以外，须知越权无效乃是基本的法治原则。而且即便警察有权可以管的事情，也是“权为民所赋”，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使公共权力，保护公民的财产生命安全、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如公权力违背了“权为民所用”的基本准则，则必然失去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人民终有一天会收回这样滥用的权力。
因此，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部长，哪怕是国家主席，也不可能说自己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事，哪怕是公事，也会因职能分工的法定界限而使其对其职权以外的事情望而却步，不该管、不能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应坚决不管，更勿论一个公安分局的小小干警而一个小小干警，敢于发出如此豪言壮语，无疑更折射出了地方公安或者地方公权力行使者的牛气、傲气和霸气
媒体算什么？言论自由又算什么？给你自由，你才自由，不给你自由，你就老老实实的呆着别动。
这让张力想起了一首诗：爬出来，给你自由
如果不爬出来，就呆在牢里别动
大小官僚们自觉高人一等，无知而无畏，不懂法却执法，只唯上不唯实，“权为民所赋”却浑然不知民生疾苦，滥用公权力打击报复公民言论自由……然而，不管《大迁徙》最终如何定案，张力认为，充其量那也只不过是良知未泯的作家借助文笔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和生活疾苦而已。某个叫做《火花》的杂志社社长讲过：“为什么怕事实、史实见读者见人民？”而值得进一步质疑的则是：为什么在网络时代，地方政府的光棍眼里就容不得那么点沙子呢？领导干部面对民生疾苦和群众的呼声，为什么就不能深入一线、主动靠前，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却反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须知随意动用公权力打击报复，妄图钳制舆论，逆历史潮流而行，既不明，也不智……蒋介石不就是这么干的吗？那时候还没网络呢。
在网络时代对公民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言论自由等权进行这样的打击报复，无异于自毁城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表象，还势必激起更大的反对浪潮，引火烧身。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