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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和东吴之黄盖。陈剑觉得，即便你就出身其中，就咱们这些兵马，加上荆州尚未底定，湘州还在敌手，想要做第三人，难如登天啊。可是反复劝谏，甄随只是不听。
陈剑心说，这江南还没定呢，你就打算衣锦还乡了吗？未免太着急了一些吧……
其实甄随所用的，乃是曩昔夏侯渊破韩遂之策——虽然他未必知道那桩古事，但既是蛮部出身，对于同族的心理总归能够窥察一二吧。果然，应詹麾下诸蛮听说华军入山，有平蛮之意，全都慌了，纷纷跑去恳请应思远西归应战。应詹劝慰道：“此特意诱我前往，谋图以逸待劳也，我若西归，必为敌寇所破——卿等勿忧，华军南渡者不过孤军，安能长久盘桓于山间啊？遑论攻伐卿等之寨。”
然而诸蛮不听，有人说：“闻甄随本出我族（因为他改了名字了，所以具体是哪家出来的，没人知道），则于诸寨位置必然熟悉，便不能久盘桓山中，破一二寨应不为难……”若是赶巧他就去打我家的寨子呢？岂可不赶紧回救啊？
还有人说：“甄随一勇之夫，岂有远谋？不过因我等为使君效命，乃欲屠戮我族泄愤，并警告不得相从罢了。使君可急领兵西进，有我等为向导，再加诸寨策应，必能将其尽数伐灭于山间——倘若能够擒杀甄随，华人必然胆落，岂不强过在巴陵枯坐么？”
而且不等应詹下令，部分蛮部就主动撤了，急匆匆返回自家山寨镇守。应思远无奈之下，才只得率部西行，原计划先在临沅城内歇息一两日，以觇敌情，但当不得诸蛮苦苦哀恳，被迫才停了半日，就在形势尚不分明的情况下，继续向西。
结果军才入山，迎面就撞见了华军。甄随亲率有山地作战经验的七百勇锐正面搏杀，而使陈剑率余部下平，兜抄至晋军之后，两向夹击。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挑了两个弱小的寨子，轻松攻破，一方面安抚蛮众，说：“老爷就是汝等同族，如今仕华为上将，天子言听计从，即便将来划武陵、天门两郡为我蛮部之地，让汝等公推一二人充任郡守，也是好商量的。”
——当然啦，这都是谎话，以甄随对裴该的了解，即便恳请裴该把这两郡封给自己，或让自己做其中一郡之守，裴该也不会答应。
另方面，甄随押了两寨耆老到阵前，大声呼喊，招呼同胞。蛮兵因此慌乱、疑惑，不少人直接就开了小差了——我得赶紧回去瞧瞧，我寨有无被兵受损——而湘州偏远贫瘠，应詹本部晋兵其实并不算多，就此而被华军前后夹击，一鼓而破。
应思远被迫退入沅南。甄随使陈剑逼城而寨，监视敌军，他自己又领着十多人进了一回山，或威逼，或利诱，或拉关系、套交情，很快就又扯拉出来两千多蛮兵，驱之猛攻沅南县城。应詹苦守五日后，城池终破，乃被迫自刭而死。
消息传到洛阳，裴该暗叫可惜——甘卓老耄之辈，名过于实，还则罢了，应思远才刚五十出头啊，为人清廉，颇有政声，足任一州之牧，却终不能降我华……那王含怎么就不肯自杀呢？
——其实吧，原本历史上应詹是寿终正寝的，但也就比这条时间线上，多活了两年而已。
……
鏖战荆襄之时，东路华军也已凭江，调集船只，做出渡江攻打建康之势，而陶侃几乎同时率舟师出濡须口，直航下游。王导遣人向柴桑、武昌方面求救，王敦大吃一惊，乃云：“陶士行如此恨我，乃竟不畏死乎？！”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陶侃在巢湖训练水师，武昌方面自然不能不加以关注，日夕遣人密侦，都说华军船只数量还少，难以与我军在江上争锋啊，故而此前幕府将吏们估算着，怎么也得再等一两年，等巢湖之船超过我军半数之后，华人才会谋渡长江。
可是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动兵了。王敦因此琢磨着，是不是陶侃实在恨我，他又垂垂老矣，恐怕有生之年难以与我做最后的交锋，所以才这么迫不及待啊？华人中能水战、熟江南地理人情者，唯有陶士行，则华主下达南征之命，肯定是会倾听他的意见的，倘若陶侃说时机未到，华主必不敢轻举妄动。
他打算下令让柴桑的王应、郑澹发兵去攻华军水师，期与芜城的沈充前后夹击。然而钱凤却劝说道：“柴桑之舟，论其数量，并不强于华人，即便再加芜湖沈士居部，亦不过稍稍过之罢了。而陶士行乃宿将，又闻华主下令，于舟上立拍杆乃至大砲，或有奇效，则我军未必能胜……”
武昌方面也派遣了不少细作，在巢湖附近打探，只是因为陶侃关防严密，所以太详细的情报侦察不到罢了。王敦因此就把火炮误以为了投石机，心说那玩意儿也能往船上搁吗？咱们要不要试试？
尝试的结果，是彻底失败。
其实在楼船上安装小型投石机，并非不可能之事，但必须经过反复试验，并且改造船只结构，而不可能仅靠灵光一闪，光拍脑门儿就能成功的——裴该谋造炮舰，其实也是在拍脑门儿——而武昌幕府却并没有合格的技术人才，以及比较靠谱的实验流程。
拉回来说，钱凤言“陶士行乃宿将”，言下之意，王应终究年轻，他不可能是陶侃的对手啊。一旦被陶侃击败了柴桑和芜湖方面的水军，则我军折损将半，恐怕到时候明公您再将武昌之军往攻，也难以占据压倒性优势了。
“或者，此正陶士行之愿也，期以将我军分而击破。故而以臣愚见，有邓伯山守石头，华人便万马千军，不能遽渡，且虑我水师尚在，即渡亦不敢全力而攻建康。明公不妨亲率主力东向，会合公子所部，一并往攻陶士行，期以一鼓破之。”
王敦还在犹豫：“我在武昌，控扼中游，尚须防备华人攻荆襄，岂可擅离啊？”
钱凤回答道：“若华人攻荆襄，而明公往救，终究是逆水行舟，军迟且钝。且即便击退华人，而建康已下，又当如何处？不如先破陶侃，即可使公子率军前往建康，遏阻华寇南渡，明公再将主力西援——荆襄之得失，非此战之关键也。”
钱凤虽然也料想不到，王含竟然那么废物，而荆襄一月即平，但考虑总体战局，华人分兵数路，大举来侵，你想要在各个方向上全都封堵住终究是不现实的。只要水师主力尚在，荆襄就算丢了，也有望再拿回来；但若建康失守，那便大势去矣。
王敦思忖过后，最终认可了钱凤所言，当即留一部步军守备武昌，自将全部舟船，浩荡东下，旋于柴桑会合了王应所部，帆樯遮天蔽日，直往芜湖方面航去，以期与沈充东西夹击，一鼓而击垮华朝的江上水师。
第六十四章 长江水战
钱凤对于战局的分析，确实是正确的，但对陶侃的策谋，他却毫无所查——这也正常，在情报并不完善的前提下，他若还能事事料敌先机，那简直都不是千古名将，而是妖人了，况乎钱士仪即便名将、名参谋也还算不上呢。
与钱凤考虑的正好相反，陶侃就担心柴桑水军先发来攻，而王敦迟一两日落于其后。因为他自知水面作战，己军要弱于晋军，则即便能够先摧破沈充、王应，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损之船再迎战王敦，胜算实在渺茫啊。
这不比在陆地上，从武昌到芜湖，千里之遥，我先胜一场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整——船行顺流而下，那可是快得很的。
因此陶侃事先便在从柴桑到芜湖之间的长江北岸，密布堡垒，以狼烟作为讯号，随时汇报敌军的动向。当听说先从武昌方面开来无数大船，复汇合了柴桑水军，一并东下后，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此天佑我华也！”
他这时候正在芜湖跟沈充对战，但是沈士居纯取守势，水陆相互策应，防御得极为严密——如其先前所言，要为王敦阻遏华舟十日，看起来是完全办得到的。只是陶士行也并没有全力攻打，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晋军水师主力。
——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即便我打垮了当面之敌，直取建康，又有什么用呢？王敦数日后便将浩荡来援，而我军才能渡过多少去？真当建康彻底不设防，轻松可下哪？邓岳可还守在石头城呢。
当即下令，燃烽，依计而行。
……
再说王敦会合了王应，有楼船二十余艘，蒙冲、斗舰数百，其余走舸、小艇千余之数，这甚至有可能在整个世界上，都属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论江河之军，则必居首位。
但这并非空前——想当初东吴御晋之时，据说在长江上有大小舟船约五千艘，乃是自汉末荆、扬相争以来，将近一个世纪，陆陆续续积攒起来的。而等晋灭吴后，南北统一，不必要再在长江上维持那么强大的水面力量了，战船遂逐渐毁弃，要等王敦南渡后，才重新收拾、整顿，前后不过十来年，加上物资相对匮乏，乃不能恢复东吴极盛时之貌。
然而，以之对敌华人的巢湖水师，已是绰绰有余。
王敦原本对王应、沈充联手，且前后夹击，摧破巢湖水师，便有一定信心，但钱凤规劝他，且不说王应、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对手，即便狮子搏兔，也当用尽全力啊。唯有合兵东向，才有必胜之算，否则万一前军遭受挫折，导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来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师主力，东行则可左右战局，西进却作用不大。要知道荆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虽有汉水纵贯，终究浅窄，不便楼船驰骋。荆襄之地用兵，必须水陆相配合，而咱们虽在水面上占据绝对优势，陆军素质却远不及华人，难求必胜之策。还不如全师押上，先破陶侃，再挟胜利之势往救荆襄，才有希望收复失地，将华军逐退至荆州之外。
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楼船并排为先导，以小舟夹杂其间，作为警护，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从柴桑到濡须口，千里之遥，无须停留宿营，数日便至，而芜湖方面燃起的狼烟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烟所通报的讯息是：华人舟师主力已至，正与我军激战，我军尚且未露败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军正中，端坐楼船之顶，闻报不禁笑道：“陶士行不过尔尔，竟连沈士居都不能遽破，况乎我百橹千帆，蔽日而下啊？”
钱凤在旁边提醒他：“明公慎勿轻敌，臣料陶士行为此不智之举，必有谋算——或将于濡须、春谷之间设伏，以待我来。”
王敦不以为意，仍然笑着说：“江面之上，一望无际，如何设伏啊？且众寡悬殊，即便他及时掉头，以全师来逆，吾亦不惧。”顿了一顿，又道：“陶士行虽为南人，其于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况且指挥水军作战和个人水性之间，也无必然联系。王敦自居柴桑，后徙武昌，控扼长江中游以来，一直把水军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当年陶侃、周访西进以讨杜曾等流寇，他们也没有水上舰艇的直接指挥权。或许因为如此，陶侃才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吧。
正在商议之际，忽然前面船只以旗帜传讯，说江面上有无数小舟划来，舟上人数不多，貌似盛满了柴草。
钱凤当即反应过来：“敌欲纵火！”
用火船来焚烧敌军舰艇，这也是水面作战的惯技了，武昌舟师自然不会毫无应对之策。王敦乃道：“士仪莫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