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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列强时代-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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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

因此,历此对外作战时,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

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

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

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

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真真是汉奸成群贼寇聚窝,广州就是这么个地方……

第549章汉奸‘误国’

吴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尼玛的,看这架势好象汉奸遍地走似的。

之前他一直都领兵在内陆晃荡,哪见过这样的糊糊事儿?

无论河南还是两江地区,都是久经战乱流民遍野。真要是出现了大量汉奸的话,都无需他人禀告他直接便灭了它丫的!

没想到一来广州,面临的却是如此状况。

可以说,朝廷在民心向背的掌握上,可是着实差了洋人好几条街。

要问他为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广州城那帮官员可不会在他初上任时,便说这些有的没的惹他烦心。

不过总督衙门的卷宗里可没少这方面的介绍,这些日子一有空闲时间他便泡在衙门里的档案室里,挑拣了最近三十年的重要卷宗仔细翻阅分析,里头可没少了这方面的介绍。

初看之时真把他吓了一跳,尼玛的没想到广州这边的民心竟是如此‘活跃’,洋人给点好处就愿意替人卖命,就不怕官府秋后算帐么?

另外,自从他当上安徽提督那会,因着对列强在华势力的关注,这么些年也陆陆续续派了不少人手赶到广东这边打探消息,经过身边幕僚团队的整理很有些有用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这些汉奸事迹。

想到广州民心如此不稳,以后出了事还不知道百姓是站在官府一方,还是跟着洋人混赚大钱?

他可不敢保证自己的待遇,就比前几任两广总督要好,说不定情况依旧糟糕。

只能说幸好他带了三万心腹乡勇队战士一同赶来赴任,有了这批心腹人马起码不用担心关键时刻出了乱子被打个措手不及。

他可不想一边跟洋人作对,一边还得防备辖内的汉奸捣乱。

不过想要解决广州地区庞大的汉奸群体,就得从根源上入手才成,要知道百姓为何甘当洋人走狗,汉奸的骂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起的。

想要了解广东汉奸群体的具体来源,就得从当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那时候正式广东汉奸从无到有兴起之时。

话说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

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

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帝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

他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曾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这不,皇帝都亲自插手防间事务了。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当初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

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瞧瞧,这不是逼着把在广州一带拥有庞大势力的国人,向洋人怀里送么?

姓伍的行商还算老实,换作了其它心思不良的行商,还不知道私底下给洋人做了多少辅助工作,难怪朝廷竟在民心争取上还干不过初来乍到的洋人。

真真是天大的讽刺!

当时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事的进行,广州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

在广州,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

而香港在被英军占领后,直接便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

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

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疍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高价卖给正与广东清军大打出手的英军部队。

汉奸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总的来说都是处于社会醉底层人士。

而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与英军合作能够得到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入。当时林则徐强硬禁止广州商民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走私鸦,片更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何能不让人眼红心热。

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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