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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䜣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䜣有利的话。
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䜣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
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䜣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惇亲王上疏为奕䜣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䜣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第675章突然
谁都没想到，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
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两宫太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䜣，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这一下子，可就闹出笑话来了。
所谓的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她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
出了这样的乌龙事件，这下怎么办呢？
一干军机重臣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锺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锺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惟一的见证人。
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锺王可以为我们作证！”
任谁也没想到，锺王却出语惊人：“你们所口述的懿旨都没错，这两次召见我听到的正是这些话！”
这是怎么回事？
一干军机重臣面面相觑，感到无所适从，议论纷纷一时竟拿不出个成形的意见，只好推迟到十四日再议。
慈禧两次召见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后截然相反。这足以反映出慈禧对处理恭亲王奕䜣的矛盾心理。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见。
慈禧一再召见军机大臣的目的何在？
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借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挟，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处治恭亲王奕䜣是一件麻烦事，慈禧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这正是慈禧一再召见重臣的目的。
恭亲王此时的声望甚隆，又有多位外臣封疆为援助，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在不引发朝堂动乱的情况下将恭亲王拿下，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结果之后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下，朝堂上利益相关的一干重臣无不牵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䜣说情。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䜣“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䜣“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䜣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䜣“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无论是想抱两宫太后的大腿，还是为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都纷纷发言对慈禧太后的举措议论纷纷。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有的大臣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䜣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事在朝堂引起极大争议。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醇亲王、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肃王的疏稿起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大作用。众人纷纷表态赞同肃王的提法。倭仁鉴于形势，也不便固执己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个奏折：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著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这样大学士倭仁和肃亲王的奏折取得了一致意见，都主张两宫太后对恭亲王施恩，重新录用。军机大臣们列名于倭仁奏折。在肃亲王奏折上署名的有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余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也单衔上疏。
给事中谭锺麟、广成等上折奏道：“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指出国家核心领导的团结与稳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不可小看。
另有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也上疏言道：“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巨，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这是说，罢斥奕䜣，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请慈禧三思。
这就是说，除倭仁折和肃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折。这就形成了吁请重新任用恭亲王奕䜣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有所转圜了。慈禧摆出了虚心纳谏的姿态，于三月十六日以同治帝名义明发上谕：
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见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慈禧听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见，重新任命奕䜣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要职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奕䜣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不得与闻枢密，慈禧太后进一步地收紧最高的皇权。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也太过迅速，短短不到一月时间便已尘埃落定，虽然此事波及朝堂各大派系几乎所有重辰，可是根本就没给外臣反应过来的机会，等到各省封疆得到确切消息，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朝堂上的争斗已经早有定论。
这一次，不仅恭亲王被狠敲了一记闷棍，洋务派也跟着遭受不小打击……
第676章警钟
恭亲王可是洋务派领袖，他的自身荣辱不仅关系到王公党切身利益，同时也对大清此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影响甚深。
不论此次慈禧太后有没有打压洋务派的心思，事实上已经对气势如日中天，在地方上更是势力庞大的洋务派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恭亲王在京城地位受挫，地方上的洋务派大佬们便少了一分来自朝堂的保障。
虽然此时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还有一直没有表态其实早已算是洋务派大佬的两广总督吴可，都已是羽翼丰满的一代豪雄，但他们毕竟是汉人身份很多事情在满人为主的朝堂上不好动作。
少了恭亲王的帮衬，各地打上洋务派标签的督抚就得直面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虽然他们并不畏惧麻烦，但麻烦能少一点是一点。
所幸恭亲王没有被一撸到底，虽然不能参与中抠事务，但以他亲王的位份还是很能做一些事情的。最起码慈禧太后在彻底解决残留顾命大臣之前，不可能将恭亲王以及地方洋务派彻底得罪。
……
朝廷明发上谕后，两宫太后并没有立即召见恭亲王奕䜣。
而恭亲王奕䜣请求召见，她们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䜣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
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