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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非常繁重，而且需要反复推敲，还经常要请示秦牧本人意见的工作。以往各朝的律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而制定的。
而在维护皇权与保护百姓之间，难免有所冲突，而以目前的情况，两者又必须兼顾，这事情不好干，杨慎与大理寺官员可谓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秦牧让韩赞周把《大秦律》草案呈上来，翻开来看。其中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大秦皇帝是唯一合法的最高统治者，禁止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破坏大秦皇室的统治。
秦牧一条一条的往下看，看得非常仔细。《大秦律》是国家纲领性，也就是大秦的《宪法》，其中的条款只有388条，但每一条款下面，都有详细的定义解释。
秦牧好不容易看完，总体而言。他是比较满意的，无罪假定的思想在《大秦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辛苦杨卿了。”
“臣不敢当辛苦二字。”
“这大秦律是我大秦的根本，一但颁布实施，便不能再随意变动，因此要慎之又慎，这样吧，这份大秦律草案先在大秦时报上刊登出来，供天下有识之士详加讨论，然后综合各家之见。最后修改定型再颁布实施。”
“臣遵旨。”
秦牧想了想说道：“其中的一些条款，你再改一改，朕的意思是，皇帝是大秦的最高统治者。超脱于律法之外，但同时又不得干涉国家的正常司法审判。
官接受皇帝的任命，但官除了律法，没有别的上司。律法就是他的最高上司。皇帝可以撤去司的职务，却不能更改官做出的裁定。”
如果是在以前的各朝，皇帝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令举世皆惊，但实际上自从明朝中叶之后，一种限制君权的思想就已经出现，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比如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无论是钱一本选举制，还是王夫之的君主立宪制的思想出现，都并非偶然。
其实际是，明朝中叶之后，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往往闹比较僵，完全可以看作是“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思想的斗争，而且是“君主立宪制”思想逐渐在占据上风。
自明武宗之后，多位皇帝被大臣们逼得隐居深宫，朝政实际上多落在大臣手上。
清朝修的《明史》把明朝皇帝黑得一无是处，说他们“不务正业”。其实情况非明朝的皇帝不想“务正业”，而是明朝中叶之后，大臣们太强势了，往往会联合起来封驳皇帝的旨意，弄得皇帝很没面子，又无可奈何，索性躲在深宫里来个眼不见为净。
皇帝任用太监对付大臣，实际上也是“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思想斗争的产物。清朝的的皇帝把大臣奴化，未尝不是惧怕“君主立宪制”对皇权的制约。
现在秦牧主动把司法大权交出来，这是符合大臣的意愿的。
对此，秦牧也不担心什么，司法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
而历代的皇帝也很少直接插手司法审判，皇帝直接坐在衙门里审案在历史上都是件稀罕事。
交出司法大权，对皇帝的统治基础并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秦牧上面的那翻话，是为了保证司法审判的独立性，而这也正是司法公正与否的命脉之一，对此，杨慎深有感触。
他说道：“陛下，有史以来，朝野历来注重人情往来，人情对司法的影响不容忽视。再则历朝司法审判部门，实际下都相当于行政部门的一下属机构，唐宋之中书省事、尚书省，明之内阁，对司法部门都有管辖权，这造成了权大于法的现象。
在朝廷地位越高的官员，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越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陛下如今要让司法独立于行政之外，此举前所未有，正所谓牵一发动全身，真要实施起来，恐怕阻力会非常之大。”
秦牧颔首道：“这个朕心里有数，万事起头难，但再难也得有人去起头，司法是否清明，直接关系到天下百姓的福趾，关系到朝廷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宋之包拯之所在为人世代称道，崇仰，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以往各朝司法是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官员是否正直，律法对其的约束力非常有限，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则司法的独立性必不可少。
朕所说的司法独立性，是不仅要保证审判部门对外独立于当事人，内部也要相互独立。内部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下级司法部门之间是监督和指导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维持审级独立。
因此上级司法部门不能在下级司法部门没有审结其所管辖的案件时，对下级司法部门的正常审判工作进行干预，除非有法律适用方面的新问题出现，下级司法部门逐级呈报请示最高司法部门，最高司法部门对请示案件的批复就成为了新的司法解释。
总之，绝对禁止上级司法部门在任何时候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只有当事人提出上诉时，上级法院才能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维持的决定。”
杨慎精通律法，闻弦歌知雅意，皇帝这翻话，就是要杜绝高官显贵对司法的干预。
按照皇帝的办法实施的话，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就可以独立审案，而不用担心有来自上层的干涉以及施加的压力。
比如一个县丞在审案，在案子没有了结前，别说行政官员了，哪怕是同属司法系统的最司法部门，也不能加以干涉。县丞在审案时，完全是独立的。
现在，大秦地方的上司法审判权已经基本从行政体系独立出来，交到了县丞、同知等副职官员手上。可以说，皇帝正在按他的意志，一步一步完善着自己的构想。
听了秦牧这翻话，杨慎不禁由衷地说道：“吾皇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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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8章专业性
在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为新上任的官员编写的《到任须知》中，规定新官上任第一项任务是弄清“祀神若干？”并祭拜天地，为当地百姓祈求风调雨顺。
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春祈秋报二次祭祀向来被视作头等大事，把这项任务放在到任的首位可以理解。
新官的第二项任务是：视察慰问养济院孤老。历朝多以孝治国，因此祭拜完天地，就要慰问老者，这也是符合历代的治国理念的。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规定新官到任后的第三项任务，是要视察狱囚。
换而言之，司法刑狱之事，被放到了所有政务的前面。
在朱元璋看来，刑狱者死生所系，实为重事，故报祀神之次即须报知。本衙门见禁罪囚议拟已完若干？见问若干？其议拟已完者，虽系前官之事亦宜详审决放，见问者到任尤宜究心。中间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重轻。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
生命是无价的，一但错判人生死，再多的物质补偿也难以弥补。
朱元璋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非常清楚刑狱的重要性，以民为本的思想深植于朱玩璋的心目中。
不可否认，朱元璋非常狠，在位期间，把朝堂上的高官显贵几乎屠戮一空，但他对下层百姓，却是真的好，比以往任何一个皇帝都好。
只是出于时代的局限，他虽然重视司法刑狱，但想出的办法却仍是治标不治本。
不管他再怎么重视，司法审判权撑握在行政官员手上，而行政官员是层层管辖。下级对上级负责，上级对下级加以控制，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没有相应独立的审判权力，受到行政上的强力掣肘。
打个比方，一个官员为了完成修水利的任务，便可以随意侵吞百姓的田地、拆毁百姓的方子，而且干得“大义凛然”，完全不用担心触犯法律。
有可什么可担心的呢，司法审判权就在他们手上呢。
总之。司法审判不能独立出来，牵扯到了太多的现实利益，不管你再怎么重视，也不可能让司法变得公正，变得清明。
秦牧把司法审判权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并规定上级司法部门也不得随意干涉下级司法部门的司法审判过程。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司法的独立性。
为此，他可谓是处心积虑，费尽了心思，甚至不惜主动限制皇帝的权力。
在这方面。杨慎考虑得也非常多，他对秦牧说道：“陛下，司法要独立于行政与立法之外，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但诚如陛下所言。除了司法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之外，还有专业性。
陛下之前对医院、以及县丞、同知等各级司法官员培训，也正是为了保障其专业性。但在臣看来，这远远不够。
司法一但从行政系统完全分离出来。其专业性就将显得更为重要。现在的司法权力与行政权捆绑，很多东西可以用行政命令掩盖。一但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它不但不能再得到行政权的掩饰。而且司法部门的判决若不够专业精准，立即就会遭到行政、立法、监察等体系的官员的质疑，同时也难以服众。
所以，在没有一支专业的司法队伍之前，贸然把司法与行政分离，恐怕事情会适得其反，与陛下期望的结果大相径庭。”
杨慎的话很好理解，司法与行政捆绑时，司法公不公正可以用行政需要来掩饰，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纵有违背法律的行为，也可以托其名为国家需要。
一但分离出来，就不能找什么国家需要的借口了，一切按法律来办事，国家需要你也不能随意侵害普通百姓的权益，法律就是法律，它不再是行政的附属品。
相反，司法会对行政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那么，行政体系也不可能会给司法体系提供“掩护”，而且会尽可能的质疑司法，以尽可能的消除司法对行政的制约力。
要经得起各方质疑，司法体系本身就要足够专业，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才行。
秦牧问道：“对此，杨卿有何建议？”
杨慎拱手为礼答道：“陛下，之前的法医培训，以及对地方上的司法官员的培训，都只是临时的，司法要独立出来，要有一支专业性很高的司法官员队伍，那么，臣以为，必须制定一个长效的机制，长期培训司法官员，而不能使用这先前这种突击式的、临时性的方式来被动应对。
臣建议，仿照外交部的外交学院，成立一个司法学院，专门用来培训司法方面的人才，并制定相应的人才提拔任用机制，确保司法官员的专业性和自身的人格品质。”
这一点，秦牧想也没有多想，就说道：“此事既然由杨卿提出，而杨卿又精通律法，掌管着大理寺，这个司法学院就交由杨卿来筹办吧，需要什么，朕会尽量满足杨卿，朕希望看到，司法学院能尽快办起来，并能培教导出一批批出色的司法人才。”
杨慎也没有多推辞，当即起身答道：“臣遵旨。”
杨慎离开后，秦牧又独自思索了许久，现在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这件事上，此事关系重大，是他所有改革的核心。没有独立的、完善的司法体系，就没法对各级官员加以有效监督，也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