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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之模范；美国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论，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合力也。所以学习美国是重新整合国家的唯一渠道。”
虽然因为休息过晚，杨永泰仍带着困意，但当听到一夜未休息的先生提出问题后，杨永泰仍然只用了数秒钟，就在脑中忆起了当年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事件，甚至于原文背出了上海革命力量电请独立各省共商建国的电报内容。对杨永泰等人的记性，司马可以说叹为观止，至少司马自己是背不出，司马注意到一旁的蔡锷脸上露出赞许之色。
“畅卿！那为什么，时至今天共和已近八年，我们仍然没有建立像美国一般的共和立宪政府，甚至于连我们的国家至今都没有改变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个……”既便聪明的杨永泰一时之间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是袁世凯和国内诸多政军两界人物的野心使然吗？或者说是因为……中国本就不适合实施宪政？或许是几年来混乱的政局给予很多人的启示，宪政或许根本就不适合中国。
“总理，为什么？”司马的问题引起蔡锷的注意，尽管做为军人不干涉政务是蔡锷的信条，但是这个问题同样困惑蔡锷达数年之久，过去八年之中他曾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但一次次努力，最终仍然是一次次失望，真到现在蔡锷才看到希望。
“宪法！”司马开口说出两个字，这两个字过去一直被司马忽视，司马所想到的只是通过大选赢得总理之职，获取法统上的地位，进而通过武力与政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却忘记了一个根本，一国的根本法！至今共和中国仍然没有一部根本宪法，如无宪法，谈何法统。
“当年举国革命者都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已经运行的宪政制度上，他们更关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大会制，但是却都忽视了美国革命最关键的一环，也就是美国宪政得以确立的环节：1787年成功制定了联邦宪法，正是这部宪法把美国国土13州联合成一个国家，为美国奠定了永久的宪政基础，美国革命至此才圆满结束。”
司马说话时，心中不禁开始嫉妒起美国，制定一部优良宪法需要一个特定时刻，这个时刻，国家大事由一批优秀的爱国者主持，他们持有相同的民主共和政治理念，并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对于一个国家，这个时刻不可多得。
正是由于制宪要统一各方利益，这个时刻很难把握，美国 “宪法之父”麦迪逊反对经常制定新宪的主张。这个幸运时刻曾在美国制宪时出现过，1787年，美国开国元勋都还健在，他们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他们都是毫无疑义的爱国领袖，此时他们还没有被党争所分裂，在立宪原则上表现出高度一致，因此，对美国来说，这是受到上帝特别垂爱的时刻，这部宪法凭着它所表达的政治公理和自身的优越性。
在1788年9月已被10个州批准，而按照规定，在经9个州批准后宪法就已生效。以对国家根本理念的认同为基础，美国有了一个全国性政府，在当时看来，将从来没有过统一历史、而且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13个小共和国结合为一个国家，简直无法完成。
而在中国，尽管同样的时刻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出现过，通过制宪和随后启动批准宪法程序，不但推迟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时间，而且在全国普及了宪法思想，有利于加强宪法权威。对袁世凯来说，挑战被全国人民批准的宪法，比起挑战权威性不足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要冒大得多的风险，遇到大得多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制定宪法将引导人们认同宪法的权威，而不是认同袁世凯的权威。
可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没有想到利用宪法解决统一问题，占据革命者头脑的思想是强力统一的思想，而最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权力之争立即从隐蔽转入公开，没有宪法约束的权力斗争一旦演变为不择手段的争斗，乃至武力征讨，就将彻底毁掉共和宪政的梦想。
“宪法？”杨永泰、蔡锷两人同时一愣，显然没有想到司马凌晨招自己过来，竟然是谈论宪法，宪法的问题一直都被众人所忽视，即便是在国会之中，议员亦从来没有将制宪列入议事日程。
“是的，我们需要制定一部宪法！宪法将会赋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司马不否认自己制定宪法的初衷是为了……利用！但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确需要一部优良的宪法，由全国人民所批准的宪法。
第二百三十八章 风云起
平心而论，民主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也就是说，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尚不能也不愿意参与国家事务的时候，责任内阁，政党等形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无法改变多数人的本质。如果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之际，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使政府权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经济繁荣，换而言之，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面对这种情况，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届国会选举时即有激进者主张取消国会和内阁，由总理 “便宜行事”，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呼吁： “……中国政府之无能力，参议院之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议院，实为奸，时不待人，一朝事发，议员即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之祸，亦在共和，来南北智士，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总理总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倾，守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总理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这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赃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中国自民主共和以来所暴出来的窘态，尽管复兴党通过国会投案修改责任内阁官员任免制度，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制定共和中国正式宪法时修改《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临时约法》及其核心责任内阁制，毕竟是共和中国存在与否的象征与基本标志，特别是革命党人在颁布《临时约法》时曾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因此，依据已经改变的情况对《约法》进行实质性修改，无疑是对革命党人的重大打击。复兴党与革命党人围绕《约法》问题所展开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尽管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宪法》解决诸多问题，但迫于压力，共和初年爱国者选择了另一条路，尽管他们的选择在后世受到人们的指责……中国真正之统一始于共和八年的那场废督裁军……”………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共和8年4月23日，由川籍无党派议员魏林与二十四名参众两院议员向国会提请 “废督裁军”议案后， “废督裁军”案在京城以及整个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地方各省一直未加任何表态，没有任何一个省愿意做出头鸟通电支持，无疑是自放其权，通电反对，又将成为西北眼中之敌，这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静观其变。
在地方上，当年二次革命时未被北方军占领的南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早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地位，即反对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在一起，尽管随着去年第三师的背叛以及直隶归属中央，其势力受到削弱但其仍然是南中国第一大地方实力派。
这两股最为庞大的地方势力和其他各省势力一般同样保持沉默，他们都在静静等待着京城的表决，如果……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宣布独立，进而与中央决裂。尽管舆论和民众团体在过去七天中，一直对 “废督裁军”抱以极大的热诚，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其间的暗流涌动，一名悲观的议员甚至认为 “废督裁军”可能会导致战争爆发。
“……利用辛亥革命之机纷纷独立的各省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既得权益，在联邦制的口号下相对独立，拥有绝对的行政、军事、财政与人事等方面的大权。革命后，官僚、政治、财政、立法，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广泛采用，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增长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和省内官吏，更由于对袁逆的不信任，有些省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特别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尽管后来随着 “二次革命”的失败，袁逆用武力统一了地方政权，几个月前还喧闹不休的自由主义体制和地方自治已被扫荡干净，省内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再次复活，并逐渐得到实施，但是这一切随着袁的死去化为泡影。自行总统制后，黎氏大讲混括统一，然后省权转重，乃至帝制萌，甚至于到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现在各地藩镇之势已成，甚至远比共和二年更为势大。
这一次废督裁军，与其说是废督裁军，倒不如说以司马为首的西北势力借中央之名，重新操持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刀，有强军作为依持，各省很难与之抗衡。最近地方各省之所以未表态，恐怕也是因为对西北军的恐意，毕竟……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有击败西北军的信心，更何况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通过 “废督裁军案”。这些年各地督抚荼毒地方久矣！所以民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地方上希望先生你回西南视察，实际上是……”
居正缓声说道，神色显得紧张，最近西南诸省代表多次与先生接触，希望先生回西南视察，根本就是希望借先生之名，以图对抗中央，毕竟这一次地方上无论是在民间或是军力上并不占优。
“现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自从 “废督裁军案”提出后，作为执政党首脑的司马并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其已经在过去七天中先后接见复兴党籍各省议员，似乎是在统一行动，魏季林 “废督裁军案”可以说是提到司马心里去了！国会这一次一定会通过 “废督裁军案”，包括我们在内的在野四党都无力阻止提案通过，而且连革命党籍国会议员，也有很多人支持 “废督裁军案”，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合，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民心所向啊！司马长处为善以民意为矛，论心机城府，以此公为第一，无人出其右也！”
孙中山点点头说道，眉间带着忧色。一旦地方势力失衡，中央威权无法限制，届时只怕重蹈当年袁氏之祸！尽管表面上现在中央以及西北诸省为文官政府，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官政府仍然是高度统一的，只效忠司马一人的政府，一旦其控制全国，届时其独裁统治必定会有计划的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觉生最近看看能不能在交通委员会上提议我亲自去西南考察地方交通！”稍做思考后，孙中山还是做出决定去西南 “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