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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他们（一）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不甚习熟。（二）资本又不够雄厚。（三）外国机器制品输入，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所以海通以来，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
农工商三种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则否。士人：（一）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二）次之则游幕，亦是与官相辅而行的。（三）因做官的人，生活宽裕，往往可以支持数代，又读书，从前算做高尚的职业，所以农工商中，生活宽裕的；以及无一定职业，而生活宽裕的，抑或以读书为业。此等读书人，纯粹成为有闲阶级。（四）大多数无产的，则以教馆为生，握有全国文字教育之权。从前的读书人，知识大体是浅陋的。这因（一）中国人的读书，一部分系受科举制度的奖励。（二）又一部分，则因实际应用的需要，如写信、记账等。志在科举而读书的，自然专以应举为目的。从前人读书，所以人手即读四书，即因考试专重四书文之故。读到相当程度，即教以作应举之文，应举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穷老尽气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学者的天资，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计较裕，愿望较大的人，读了书，往往成为浅陋顽固之士。至于其读书，系为识得几个字，以便应用的，则教之之人，亦更为浅陋。大抵乡间的蒙馆，做老师的人，亦多数是不通科举之学的，他们本亦只能教人识几个字，记记账。此等识字之书，编成韵语，使人且识字且诵读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书久未编纂，于是改而教人识方字。既已认识方字，此等编成韵语的书本可不读，因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闾里书师（四字见《汉书·艺文志》，可见现在村馆蒙师，历代都有），是只知道相沿的事实，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识方字之后，乃教之以《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等。再进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书了，其结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应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向来自以为有领导的责任，特别是理学昌明时代，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而他们所谓治天下，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会，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他们在乡里之间，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又或能改良冠婚丧祭之礼，行之于家，以为民模范。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他们所提倡的，为非为是，姑置勿论，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入清代以后，理学衰落，全国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考据之学，是与社会无关系的。次之，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其为数较多的，则有略知文字，会做几篇文章，几首诗，写几个字，画几笔画的人。其和社会无关系，亦与科举之士相等。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
士子而外，还有一种不事生产的人，此等人，在乡里则称为无赖，称为地痞，称为棍徒；出外则称为江湖上人。即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谓豪杰、恶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产，其生活却较一般平民为优裕。其进款的来源，则全靠其一种结合，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于是（一）或者遇事生风，向人敲诈。（二）则做犯法的事，如贩卖私盐等。（三）或且为盗为贼。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结，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难尽法惩治。在秩序安定之时，不过是一种游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时，即可起而为『乱』，小之则盘踞山泽，大之则就要攻劫州县，成为叛徒了。历代的『乱』事，其扩大，往往由于多数农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发动的。中国的平民是无组织的，此等人却有组织，所以英雄豪杰，有志举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们。尤其是在异族入据之世，但此等人的组织，根本是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其组织虽亦有相当的精严，乃所谓盗亦有道。盗虽有道，其道究只可以为盗，真要靠他举行革命事业是不够的。
第27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4）（）
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人类在较早的时代，其团结大概是依据血统的。当这时代，治理之权，和相生相养之道，都由血缘团体来担负，是为氏族时代。后来交通渐广，交易日繁，一团体的自给自足，不如广大的分工合作来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坏，家族代兴。中国的家族，大体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较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间有超过于此的，如兄弟几房同居等，其为数实不多，此等组织，观念论者多以为其原因在伦理上，说中国人的团结，胜于欧美人。其实不然，其原因仍在经济上。（一）因有些财产，不能分析，如兄弟数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二）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则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经济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个害了病，一个要看护他，其余事情就都没人做了。若在较大的家庭中，则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须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帮着照顾孩子，做些轻易的事情。（三）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为伦理上的美谈，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数，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总有一件尽力经营的事情，对于它总是十分爱护的。中国人从前对于国家的关系，本不甚密切，社会虽互相联结，然自分配变为交易，明明互相倚赖之事，必以互相剥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产共同的团体以内的人，大率处于半敌对的地位。个人所恃以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情，亦特别发达。（一）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排斥螟蛉子，重视『妇』女的贞『操』。（二）为要维持家族，使之不绝，则人人以无后为大戚。因而奖励早婚，奖励多丁，致经济上的负担加重，教养都不能达到相当的程度。（三）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为范围，如族内的义田、义学等是。（四）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贪污，社会上经手公共事业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剥削广大的社会，以利其家族。（五）一部分人，被家族主义所吞噬，失其独立，而人格不能发展。尤其是『妇』女，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压锢蔽之类。总而言之，家族制度和资本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两根支柱，把这两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种支柱，社会的情形就大变了。
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一）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风俗，不能齐一，尤其言语不能尽通。（二）而家族主义，亦本来重视乡土的。因为家族的根据，总在一定的地方，而习俗重视坟墓，尤属难于迁移之故。因此离开本乡，辄有凄凉之念，虽在外数十年，立有事业，仍抱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总想要归老故乡，而尸棺在千里之外，亦要运归埋葬。此于远适异域，建立功业，从事拓殖，颇有些阻碍。羁旅之人，遇见同乡，亦觉得特别亲近，只看各地会馆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国族的大团结，亦颇有妨碍。后来旅外的华侨，虽在异国，仍因乡贯分帮，即其一证。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时代，分为三阶段。（一）在部族公产之世，社会内部，绝无矛盾，对外亦无争斗，谓之大同。（二）及封建时代，此等美妙的文化，业经过去了，然大同时代的规制，仍有存留。社会内部的矛盾，还不甚深刻，是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见于《礼记·礼运》。（三）其第三个时期，没有提及，我们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词，称之为『乱』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1）据『乱』而作，（2）进于升平，（3）再进于太平，明是要把世运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义，后世已无人能解，小康之义，儒书传者较详，后人都奉为治化的极则（其实儒家的高义，并不止此）。其说法，还是注重于社会组织的。想把事务件件处置得妥帖，使人养生送死无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别种宗教，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国不能甚占势力。虽然如此，人对现世的觖望，总是不能无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一）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延长之则及于子孙，这往往没有应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使人不致失望。（二）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甚发达的，佛教则极为发达，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三）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或则系属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则系属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后者如后世货币用弘，则发生财神；天痘传染，则发生痘神等是。中国宗教发达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说，系就通常情形立论。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较浓厚，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历代丧『乱』时所谓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轮廓。总而言之：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
（二）当时中国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该说是对立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但到真有外族侵入时，人民就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了。
（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第三章中西的初期交涉
第一节近代西人的东来及中西交通
旧世界之地，文明的中心点，共有三处：（一）为亚洲东部的中国；（二）为亚洲南部的印度；（三）在亚欧非三洲之交，即所谓西洋文明。印度人在历史上，未曾充分发挥过政治上的势力，所以讲历史的人，大抵把它分做东洋西洋两部。东西洋的文明，中以亚洲中部的高原为之间隔（不甚读史的人，往往误以欧亚二洲为东西洋的界限，其实不然，水本不足为交通的障碍。乌拉尔岭虽长而低，高加索虽高而短，亦不足以为交通的障碍的。所以为历史上东西洋文化的间隔的，实在是亚洲中央的高原。自亚洲的东方到欧洲，有三条路：一为北道，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尔岭入欧俄，其地太觉荒凉，从古无甚往来；二为中道，自蒙古经天山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