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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让它变得不便宜，比如古代的盐和现代的……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住宅用地，凡是战略物资或战略产业（比如电信之类），国家专卖，本质上就是另一种税赋。『政府』没有强迫你缴税，也没有霸在路边桥边收费，但是你一买房，呵呵，就上缴一笔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银行多印钞票，一来二去，就把先小富起来的白领中产阶层洗白了，这就叫“民不加赋而官用足”。
第88章 刘裕揽权（）
恭皇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
九月，宋王裕自解扬州牧。
……
宋王裕以河南萧条，乙酉，徙司州刺史义真为扬州刺史，镇石头，萧太妃谓裕曰：“道怜汝布衣兄弟，宜用为扬州。”裕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妃曰：“道怜年出五十，岂不如汝十岁儿邪？”裕曰：“义真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妃乃无言。道怜『性』愚鄙而贪纵，故裕不肯用。
宋王刘裕在筹备做皇帝，一直担任的扬州牧不能再兼了。扬州、江州（今九江）、荆州是长江上的三个重镇，其中，扬州、荆州与北方胡族交界，所以尤其重要。东晋时期，皇族与士族分权，上游与下游分权，已经是行之百年的潜规则。扬州既是京师藩屏，亦是控制建康的要地，刘裕所倚之北府兵本来就是发迹于此，所以根据地不能丢，老本不能丢，军权更不能丢，这对刘裕来说是基本原则。
刘裕御任，把“五道杠”刘义真派去任扬州刺史，这种安排连他老娘也看不惯了。萧太妃萧女士是刘裕父亲的继室，老太太说话了：“刘道怜是你贫寒时的兄弟，他任扬州多合适啊！”补充一下，刘道怜正是这位萧太妃所生，为自己亲生儿子求官，这玩意儿还不是天经地义。
刘裕事母甚孝，当然不会简单地驳老太太的面子，他用自己的小名自称：“寄奴和道怜我们哥儿俩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会吝啬这个位子？不过扬州确实为根本所系，责任太大了，道怜他玩不转。”
老太太忍不住心中的不解，还是反问了一下：“既然这么重要，那你那小儿子义真才十二三，难道比五十岁的兄弟更靠谱？”
刘裕在继母挤对下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刘义真只是挂个名，扬州大小事务，其实还得由我亲自来打理。”
这番对话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和刘裕的行政风格都有生动解读。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从秦始皇到刘裕，大概六百四十年，中国实行帝制，但真正在位称职的皇帝没几个，大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皇帝专制制度下的“集体领导”，后宫、外戚、宗室、权臣、宦官、士族……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各种力量或角『色』，不停地排列组合，在实质上行使着皇帝的权力。两晋特别是东晋，在中国帝制历史上是一独特的风景，君权不张，但君权没有旁落到个别权臣手里，而是由一个上层的泛权力集团共同把持，具体表现为几大家族轮流坐庄，王、庾、桓、谢……大家通过姻亲相互勾连，关系错综复杂，所以东晋的权力斗争表现出了很有意思的状况。
从积极的层面看，那就是皇帝“不够专制蛮横”，不像历史上那几位有作为的皇帝，搞起政治清洗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起功臣来株连九族连瓜带蔓，统治上层整体上比较和谐，迫害、杀戮都相对有节制，更有上古“封建”的本意。但是反过来，这样“共和”或“共治”的局面，导致纲纪松弛，不仅肇『乱』，更不能弥『乱』，不管是内『乱』还是外『乱』，朝廷都没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去消弭，也就是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都处在一种蝇营狗苟的状态，进而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涣散状态。
财富也好，权力也好，本身有一种趋向垄断的内在力量，没有强有力的分权机制，权力垄断比财富垄断更易形成。东晋时期南北对峙，不停的战争还是为寒族下层子弟提供了机会，现代的所谓“拉美病”也是这样，当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本垄断到达一定程度，平民子弟只有通过当兵、政变来改善自身的命运。
民间总有精英分子，就算是十亩地一棵苗，他总是要秀出来的。
大多数史家都认为，刘裕的出现是士族没落、寒族崛起的象征。其实刘裕也不是真正的寒族，他是次一等的士族，他和在他前面的权力集团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他和王、谢家族的人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本质上讲，刘裕建立的宋朝并不是寒族的政权，更不是普罗大众的政权。
刘裕和东晋诸帝、诸公不同的是，他试图建立更加本『色』的皇帝专制，他要做真正有权威的皇帝。即将要做皇帝了，但是扬州牧的权力还要把持在自己手里，这既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是对“共和”模式的一种修正。
刘裕让未成年的儿子担当方镇大任，尽管是名义上的，但是他不愿意分享权力的独夫心态却表『露』无遗，对部下的担心和警惕也是不言而喻。
之前之后的历史经验证明，符合原教旨主义的皇帝专制必须有意识形态的帮助，必须有受过奴化教育的儒生参与，从一个黑社会集团头子、军阀老大演进成真正的皇帝，也需要一定理论的指导，而在刘裕时代，这些东西显得非常缺乏。
没有道德指引，只指望通过坐地分赃来凝聚力量，即使凝聚起来，这个力量也会反噬宿主，这个状况从汉末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
秦皇汉武式的专制是糟糕的、黑暗的，但是两晋这样涣散的专制则更糟糕、更黑暗，在民主宪政导入中国之前的历史证明：皇帝不专制，人民很遭殃。
第89章 蹚开血路成大道（）
安皇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
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深自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已去，弥复愤激。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
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此君和晋惠帝一样有点呆傻，晋惠帝不辨白粥肉糜，晋安帝不辨春夏秋冬。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皇帝无能，累死天下。
傻皇帝在位长达二十二年，之所以能做这么久，可能就是因为他智商比较低。晋安帝义熙年间，是东晋内部争权夺利最严重的时代，士族之间的“协商机制”退隐，北府兵将领之间的冲突加剧，一个无能的皇帝既是权争的起因，又是权争的最好庇护，皇帝无为而治叫垂拱而治，晋朝的皇帝差不多都是“垂拱而『乱』”。
这个时期东晋的政治主角是刘裕刘寄奴，他能带兵打仗，这是核心竞争力，是时北有胡国南有内寇，正是将军拥兵自重的好时代。
卢循、徐道覆北犯，刚开始来势汹汹，打败了何无忌，挫败了刘裕当时最主要的竞争者刘毅，朝廷恐慌，有人甚至提出来迁都北上，去依附尚在北伐的刘裕。
刘裕急忙返回建康，成功地组织了阻击战，打退了卢循的进攻，并最后平定了卢循。
孙恩、卢循之『乱』，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农民起义”，孙、卢都不是农民，但他们的队伍裹挟大量的农民，世道浇漓，做贼和革命都是时髦的职业，成王败寇，都要用农民大量的鲜血来铺底。孙恩、卢循没有成功，但他们的运动轨迹布满南中国，对东晋的社会经济摧折甚重。卢循失败时，也投水自尽。死之前，他向众姬妾发起一次民间调查，问谁愿意和哥哥我一起做水仙？结果摇头的都被扔下水了。“农民起义”很伟大，但很多“农民起义领袖”很浑蛋。
刘毅和刘裕一样，都是北府兵将领，桓玄登基做皇帝，他们都是反对派，打垮桓玄、重新确立司马家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这个功劳是大大的，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做“建义之功”。刘裕、刘毅都立下了“建义之功”，大『乱』之后，一切权力归弥『乱』的将军，这也是历史规律，当时与刘裕有一拼的就是刘毅。
刘毅和刘裕为人作风不一样，有个叫胡籓的评价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这是刘裕的长项，“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辏归之”，这又是刘毅的优点。转换到权力斗争的框架下，刘裕是实力派，而刘毅则颇得人望，不论古今，所谓人望，都是决定于“缙绅白面之士”，简单说就是那些有钱或有文化的社会精英。
不管什么政治制度，不管什么体制，不管古代还是今天，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精英统治是权力内在的一个总取向，精英剥夺和侵犯普罗大众的权力和利益也是一个基本规律，这是食物链。狼吃肉狗吃屎，有阶级就有压迫。但是在这个规律之外，还是一条反规律，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有不同，普罗大众制约精英有两手，一是革命，二是选票。革命可以让被压迫的人有当家做主的幻觉，但是权力本质上不可能让多数人掌控，革命之后革命成果往往会被少数人篡夺，政治也会向精英化方向发展。为了避免革命，就必须有选票，选票也可以让被压迫的人民有当家做主的幻觉，而且是定期来一次，“幻”得频繁了，“觉”也就更真了。
所以在大『乱』之余，在大选之前，一些有能力和基层、低层以及底层人民沟通的，往往会赢得胜利，我们把这个叫做“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得到天下，不论古今抑或中外，领袖都要寻求和精英的合作，我们把这个叫“得人望”。政治家和电影作品一样，有“叫好”和“叫座”两个价值取向，票房好是得人心，得大奖是得人望，叫好又叫座固然上佳，但是上佳的电影作品或许可见，上佳的政治家则比较稀少。
比如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被宋楚瑜讽为“少爷”、“小姐”，不懂持家，而宋则自诩为“管家”。宋楚瑜的这种比喻，就是想在大选中和基层、低层进行沟通，而且从台湾一贯的舆论来看，宋楚瑜行政能力较马、蔡强，似乎也成定评。如果在刘裕的时代，宋楚瑜的胜算就非常大，他有实力有算计，突然下手把颇孚人望的马英九一刀搞定，说几句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话，这就可以上台了。人民群众一般喜欢“狠角『色』”，也喜欢曹『操』、刘裕这样有手腕的强人，但是台湾的情况有历史『性』的不同，台湾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或正在发生变化，“缙绅白面之士”越来越多，人民在发生着变化，也就是中产阶级真的成为一个阶级了，“缙绅白面之士”喜欢“缙绅白面之士”，所以马英九可以当选。民进党也不再寻找陈水扁这样的草根英雄了，而找一个品位和马差不多的蔡小姐。这种选择，如果在放大的历史下观察，就是台湾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如果将来中国大陆也进行类似的大选，拥有大量农村人口的中国，就可能会选出一个让精英们感觉不可思议的人来。起码一个时期会是这样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