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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王敦左右的王允之很有眼『色』，看他们要商量大事，推辞说自己喝高了睡觉去了。王允之当时才十几岁，是为“总角”之年，头上还梳着两小鬏，但这不妨碍他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
且说王敦和钱凤这一天一边喝着酒，一边商量怎么推翻司马氏“反动”政权。王允之小朋友听到了，然后假装醉酒，吐得一塌糊涂，骗过了正在密谋造反的王敦和钱凤。人在密谋的时候，肯定是十分警觉的，允之小朋友能骗过自己的伯伯，那是相当相当有才的。随后允之小朋友又说想爹了，于是跑回建康，向老爹王舒和老叔王导（也许是伯伯，实在搞不清楚）汇报了王敦的密谋，王导、王舒这时表现出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一起向明帝司马绍揭发了王敦篡党夺权的险恶阴谋。咱们中国一直把揭发和证明家人有罪视为大义灭亲，这叫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千好万好不如专制主义好。
听完王导和王舒（不知带没带直接证人王允之小朋友）一脸沉重地揭发完王敦，司马绍咬着牙强忍着总算没有笑出来，敢情你们家王敦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气死我爹全都是军事演习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王导这是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要与王敦划清界限，这个还是很给力的。
也许王导从一开始就不赞成王敦这种鲁莽的做法，但是也可以肯定他没有全力制止，这个爱和稀泥的老油子，善于在动态中寻找安全软着陆的地方。王导的立场一旦鲜明，等于王敦完蛋了一多半。这么一来，有可能在明帝司马绍心里王导反而成了终结王敦之『乱』的首席功臣，所以此后仍然是王与马共天下。当然经此一番折腾，王氏的股比是大幅下降了。
司马绍如果能多活几年，君权或许能够得到强化，君弱臣强的局面能够改观，后来的内『乱』自可消弭于未发。专制就专制吧，要坚持专制八百年不动摇，就应该给老百姓弄个明君贤相，东晋时代的草民运气很差，明帝之后，不是差皇帝就是小皇帝，弄个专制也是个劣质专制。
王导先率众子弟为病重已久的王敦发丧，这等于缺席判处王敦死刑，“忠”字当前，“孝”字避让，这是符合官家主流价值观的，然后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公然讨伐叛逆首领钱凤——政治高手窘一下没关系，关键是要找好替死鬼。
第17章 一波刚平（）
肃宗明皇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
丁亥，降遗诏。戊子，帝崩。帝明敏有机断，故能以弱制强，诛剪逆臣，克复大业。
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群臣进玺，司徒导以疾不至。卞壸（kun）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导闻之，舆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为皇太后。
王敦、王导没有成功克隆司马师、司马昭的光辉案例，画虎不成反类犬，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深刻，在我看来就是路线图有问题。
司马氏虽然也是高管干掉老板，但是他们对外征战是有业绩的，抗吴灭蜀，硬仗还是打过几场的，不是光在家里耍横，镇压内部的不同意见者，威望不是靠欺负老板建立起来的，是要靠业绩的。为王敦、王导计，他们应该积极组织北伐，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这样威望有了，干部队伍也有了，群众基础或选民支持率也有了，这时不用说话，自然会有人对姓司马的说：禅让吧禅让吧禅让吧……
王敦把皇上欺负得死了，杀了若干与自己意见不合感情不和的官员，然后就和亲信天天喝酒，喝高了然后畅想未来，这怎么可以呢？
明帝组织的自卫反击战，经过一番血流成河以后，终于获得了胜利。
王敦在关键的时候病重，没有好身板也没有儿子造什么反？纯粹是折自己的草料。
王敦临死把大权交给过继过来的侄子王应，王应知道老爷子留下的空白自己填充不了，于是秘不发丧，把老叔用席子卷起来，再用蜡做一个防腐喷涂封闭，在客厅挖个坑一埋，齐活。王应于是继续喝酒继续高乐。
王敦死了，王含、王应这对亲父子陷得比较深，只能流亡了。王应有两个叔叔都做州刺史——自家做皇上也不过如此——王彬任荆州，王舒任江州，爷儿俩商量去哪里避难比较合适。爹说：“你的法定亲爹王敦和你王彬叔不对劲，因为政见不合红过脸吵过架，你王舒叔界面很友好。”儿子说：“我王彬叔在我法定亲爹王敦强盛的时候，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不是一般的人哦，今天看到我们爷儿俩这么倒霉，反而会有恻隐之心。我王舒叔有笑脸没肩膀，怕是不敢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最后大爹做了主，爷儿俩逃到江州王舒那里。王舒早就准备好了，在江边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就着这个公开的仪式把这爷儿俩沉到江里了。荆州王彬也早就准备好了，也有场面，也有公开沉江的仪式，不过另备小船，准备将这爷儿俩安顿到一个秘密所在，大概与韦小宝用调包计智救茅十八差不多——将来写小说必须这么写。
史书称：“……王舒遣军迎之，沉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为恨。”
看来还是小辈的王应看人要准一些。王舒大义灭亲，继续做官。
王敦之『乱』终于平了，在这期间，“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过去在祖逖祖大侠的努力下，是以黄河为境的。历史已经无数证明，自己内部折腾，占便宜的一定是外人。
政局震『荡』会产生波动效应，如果震源未去，压下去葫芦浮起来的就是传说中的瓢，在镇压一个叛『乱』分子的过程中，就会培养出另外一个叛『乱』分子。王敦灭，苏峻兴。
明帝司马绍早死，儿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司马衍才五岁，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要领导草民们开创伟大中兴的新局面。
“群臣以帝幼冲，奏请太后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辞让数四，乃从之。”
中国的文化和体制就是这样，所有过去有bug和病毒感染的程序，都不能删除，只要相应的条件，这些程序就会被自然而然地点击激活。小朋友做皇帝，外戚秉政就来了，搭配销售。
庾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壸参辅朝政，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
成年皇帝相对理『性』一点，像明帝司马绍，他会尊重和听从王导这样老臣的意见，这样的老臣也许不在乎是非，但能辨析利弊。而女人是感『性』的，尤其是庾太后这样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女人，她需要的是可信任，而不是足智多谋。王导主意办法再多太后也搞不明白，一个女人在什么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只能找可信任的人，这个人当然是自己娘家的亲哥亲弟。
庾亮（289—340），字元规，东晋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庾亮少时随父亲庾琛从北方南迁，其父曾任会稽太守。庾亮在元帝时就出仕，作为明帝的大舅哥自然得到重用，明帝死时，与王导等同为顾命大臣，时年三十六岁。
庾亮是汉代以来外戚专权史上特殊、另类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好外戚，这么说吧，国舅爷里面也不全是浑蛋和恶少，也有品德不错的人，庾亮算是其中的一个——锐圆哥哥一直避免从道德角度评价历史人物，但是处在一个助人为恶或『逼』人为恶的历史环境下，法律法规靠不住，天条天理也靠不住，希望只能寄托在位高权重的人还有一点点良心『操』守。
主少国疑，内外交困，庾亮之所以没有安享富贵，也与这恶劣的形势有关。
庾亮是弱势皇权的代表，在内他要和保守的士族继续斗争，等于继承了刘隗、刁协的思想路线，对外则更明确地坚持北伐恢复故国，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相关的各种势力围绕这些焦点问题展开了新的博弈。年轻的庾亮起码是一个想做一点事的人，但是，想做事的人，往往是要先摔跟头的……
小朋友司马衍即位，大臣进玺，这么重要的仪式，djtv（大晋电视）是要现场直播的，但是王导却请了病假，尚书令卞壸“正『色』于朝曰”——庙堂之上同志们一向是和谐友好的，突然来个“正『色』”的家伙：“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
单位要整顿、要加强管理的时候，总是先从考勤抓起。
老王，这不是泡病假的时候！
第18章 王导和庾亮（）
显宗成皇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复不得，及诸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及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历阳内史苏峻，有功于国，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招纳亡命，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相属，稍不如意，辄肆忿言。亮既疑峻、约，又畏侃之得众，八月，以丹杨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以广声援；又修石头以备之。
王导比庾亮大十三四岁，以现在的代际关系论，他们不能算两代人，只能算是两茬人。
王导和庾亮都有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经历，但他们的家世不同，仕途上的起点不同，立场观点就多有不同。
我们很多人和庾亮一样，年轻的时候对上一代上一茬的人有些看不惯，对单位的问题和弊端深恶痛绝，所以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对看不惯的东西有下刀动手术的冲动。我们经常讲“兴利除弊”，对于庾亮这样年轻得志的领导干部来说，很可能把秩序变更成“除弊兴利”。
兴利大家都高兴，这叫增量改革，大家利益均沾，自然没意见，即使没得到更多好处，但利益没受损，起码不会公开反对，也不至于疯狂反扑；而除弊则调整利益格局，要直接触动甚至是搬动既得利益，这样的改革或调整，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扎实的权力基础，『操』作起来风险就会很大。
某天晚上在重庆和网友“计划飞机”一起喝茶，就聊到了这一点。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都必须花若干年的时间调整干部，等到上上下下都安排好自己的人，这样才能指挥若定，办成大事。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矛盾，待得这些功课做完了，在自己身后也就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了，也就失去了在野或在台下时纠正时弊的政治热情和勇气。
对于庾亮来说，长治久安的事情，必需得迫不及待地去做。他行事『操』切，不要说做什么具体的冲突了，单就行政风格而论，就和以前主政的王导格格不入，矛盾就此产生。
因为年轻，也可能自以为揣着一颗忠心，所以也就直奔主题，光想着锐意改革，忽略了处事圆滑，不能够细心照顾到各方面的严重关切。在主持起草明帝遗诏的时候，庾亮忽略了陶侃、祖约等实力派人士，没有把他们列入顾问委员会名单。中国的官场上，你把谁从名单上拉下，谁就把脸给你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