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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孝建以来，士大夫酿成雍容观变之习，蔡兴宗已启其源，而流不可止也。故兴宗之死，无可为宋惜者。兴宗存，则为袁、为刘，否则为谢フ而已。史称粲简淡平素无经世材，非无材也，狎于全身避咎之术，以逃猜主之鼎镬，气已茶而不可复张。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驭下者，其下慑焉而旁流，刚化为柔，直化为曲，密化为疏，祸伏而不警，祸发而无术，为君子者，无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论已。
《读通鉴论》（下部）
●卷十六○齐高帝（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称名，已即位则称帝，史例也。萧齐无功窃位，不足列于帝王之统系，而以帝称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称魏，故主齐以存中国。）【一】天下之治，统于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统于国；郡县之天下，分其统于州。（后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异名也。）州牧刺史统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统一州而一州乱，故分其统于郡。（隋、唐曰州，今曰府。）郡守统其郡者也，郡守统一郡而一郡乱，故分其统于县。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识知事力情伪至不齐矣。居尊者下与治之，亵而无威，则民益亢而偷；以威临之，则民忄匡惧而靡所骋。故天子之令行于郡而郡乱，州牧刺史之令行于县，郡守之令行于民，而民乱。强者玩焉，弱者震掉失守而困以死。唯县令之卑也而近于民，可以达民之甘苦而悉其情伪。唯郡守近于令，可以察令之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唯州牧刺史近于守，可以察守之张弛宽猛而节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上侵焉而下移，则大乱之道也。而暴君污吏，恒下求以迫应其所欲，于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乱者，天子之令，下与编氓相督责，守令益旷，奸民益逞，懦民益困，则国必亡。故统者，以绪相因而理之谓也，非越数累而遥系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为天子，而其时之人已曰：适如平世之扬州刺史而已。虽然，荆、扬、徐、梁四州之土广矣，而又益之以交、广、宁三州之地，视商、周之天下，版图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台使下郡县以征求于民；则天子一县令，台使一胥隶也。乃既名为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则民之死于督迫者积矣；实为天子之令而威已，则民之无惮于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齐高立，令群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为言，知治道矣。将亡之国，必频遣使以征求于天下。遣御史矣，遣给谏矣，且遣卿贰矣。民愈怨，事愈废，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画尊卑而限之，乃以联四海而一之。故春秋书武氏子、家父、毛伯之来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绝其纽也。
【二】义不可袭者也，君子验之于心，小人验之于天。心所弗信，君子弗为。天所弗顺，小人无成。徒曰义而遂执言以加人，则义在外也。故辟外义之邪说，而乱以不生。齐无寸功于天下，乘昏虐而窃其国、弑其君、尽灭其族，神人之所不容，义之必讨者也。刘昶以宋室懿亲，拥拓拔氏之众三十万以向寿阳，流涕纵横，偏拜将士，求泄其大雠，于义无不克者也，而困于垣崇祖之孤军，狼狈而退；再举以向甬城，周盘龙父子两骑驰骋万众之中，肉缩旋师。然则智力伸而义诎，将天之重护萧齐以佑乱贼、挫忠孝哉？盖昶者，非可以义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于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于报雠以南侵也，又豫为称藩于魏之约，以蔑中夏之余绪；则其挟︹夷以逞也，乘国之亡而遂其私也。呜呼！昶诚拊心而自问，果闵宗国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歼死邪？否也？昶方流涕之时，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恶从而喻之？然而天鉴之矣。故愤盈以出，而疲τ以归，天夺之也。若夫昶之耽荣宠于索虏，则千载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义不义，决于心而即征于外，验之天而益信，岂可掩哉？
【三】魏、晋以降，臣节隳，士行丧，拥新君以戕旧君，旦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与安之也久矣。独至于褚渊而人皆贱之，弟祝其早死，刘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责其不忠；且其子贲以封爵为大辱，而屏居不仕。华歆、王祥、殷仲文、王弘、傅亮之流，均为党逆，渊独不齿，何也？此天理之权衡发见于人心者，铢两之差不昧也。党篡逆而叨佐命之赏者多矣。有志同谋合而悦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结而不解者，有不用于时而奋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则全躯保禄位被胁而诡随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责之，则无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则犹相谅，而渊皆不然。渊者，联姻宋室，明帝任之为冢宰者也。其时，齐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渊不藉之以贵，抑未尝与协谋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势不相须，权不相下。乃其决于党逆而终始成乎篡弑者，无他，己则不孝，脱衰干进，而忌袁粲之终丧，欲夺粲以陷之死；宋不亡，齐不篡，则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倾其祚，皆快意为之而不恤；于是永为禽兽，不足比数于人伦。故闺门之内，弟愿其死，子畏其污；子弟不愿以为父兄，而后虽流风颓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独于渊而苛责之邪？褚贲之辞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终身不仕，则先自靖而不伤父子相隐之恩；无他，忘利禄而后可曲全于人伦之变也。以名位权势而系其心者，于君亲何有哉？张居正以冲主为辞，杨嗣昌以灭贼自诧，幸而先填沟壑，不及见国之亡尔，不然，其为褚渊必也。绝其本根，见弃于天，人之贱之也夙矣。不待恶已著见而后不容于天下也。
○武帝【一】范缜作神灭论以辟浮屠，竟陵王子良饵之以中书郎，使废其论，缜不屑卖论以取官，可谓伟矣。虽然，其立言之不审，求以规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难矣。子良，翩翩之纨耳，俯而自视，非其祖父乘时而窃天位，则参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惊喜而不知所从来，虽欲不疑为夙世之福出而不可得，而缜恶能以寥阔之论破之？夫缜“树花齐发”之论，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余润而位王侯，见为茵褥而实粪溷；缜修文行而为士流，茵褥之资也，而自以为粪溷。以富贵贫贱而判清浊，则已与子良惊宠辱而失据者，同其情矣，而恶足以破之？夫以福报诱崇奉学佛之徒，黠者且轻之矣；谓形灭而神不灭，学佛之徒，慧者亦谓为常见而非之矣。无见于道，而但执其绪论以折之，此以无制之孤军撩蜂屯之寇盗，未有不衄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灭哉？谓之不灭，遂有说焉以成乎其不灭。缜又奚以知神之必灭哉？谓之灭，遂有说焉以成乎其灭。非有得于性命之原而体人道之极，知则果知，行则果行，揭日月而无隐者，讵足以及此？浮游之论，一彼一此，与于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于天下。后之儒者之于浮屠也，或惑之，或辟之，两皆无据，而辟之者化为惑也不鲜。韩愈氏不能保其正，岂缜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胜，争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缜以贫贱为粪溷，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贱之。允矣，无制之孤军必为寇盗禽也。
【二】官无常禄，赃则坐死，日杀人而贪弥甚；有常禄矣，赃乃坐死，可无辞于枉矣，乃抑日杀人而贪尤弥甚。老氏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威之！”诚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禄也，枉法十疋、义赃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禄也，义赃一疋、枉法无多少、皆死；徒为残虐之令而已。夫吏岂能无义赃一疋者乎？非于陵仲子之徒，大贤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游于羿之彀中，则将诡遁于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则无交于权贵者也，有忤于上官者也，绳奸胥之过、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奸胥，纵奸民，媚上官，事权贵，则枉法千疋而免矣。反是，不患其无义赃一疋之可搜摘者也。于是乎日杀人而贪弥甚。不知治道，而刻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群臣自审不胜贪心者辞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无常，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从退黜。”盖以言乎常法之设，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兔脱，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积而贪不惩。岂但下之流风不可止哉？以杀之者导之也。
【三】拓拔氏之禁谶纬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诏焚之，留者以大辟论。盖邪说乘一时之淫气，滥既极，必且消亡，此其时也。于是并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而禁之，卓哉！为此议者，其以迪民于正而使审于吉凶也。礼于卜筮者问之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又曰：“假于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盖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与也。君子之于卜筮，两疑于义而未决于所信，问焉而以履信；事逆于志，己逆于物，未能顺也，问焉而以思顺。得信而履，思效于顺，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岂委巷小人所知，亦岂委巷小人所务知者哉？其当严刑以禁之也，非但奸宄之妄兴以消其萌也，即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乱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则调持之已耳。乃从而卜筮之，其凶也，将遂置之而废药食邪？其吉也，将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类必辨，年齿必当，才质必堪，审酌之已耳。乃从而卜筮之，其吉也，虽匪类而与合邪？其凶也，虽佳偶而与离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乱配偶而或致狱讼，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时，而不可待；避之必于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谋之，有识者虽不免焉，鲜矣。乃从而卜筮之，其吉也，时地两失，必趋于陷阱邪？其凶也，时地两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岂但纳天下于邪乎！抑且陷民于凶危咎悔之涂。而愚民无识，方且走之如骛。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贞，故王制以为非杀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术背于经典者，于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则先天序位也，世应游魂也，窃卦气于陈抟也，师纳甲于魏伯阳也，参六神生克神煞于星家之琐说与巫觋之妖术也。自焦、京以来，其诬久矣。沿流不止，为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齐之羲、文、周、孔之、芜其微言，叛其大义，徒以惑民而导之于险阻。呜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为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辞，而尊之为天人之至教，不谓之异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节之术而不屑学，康节之术，委巷之师也。
【四】拓拔氏太和九年，从李冲之请，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此里长之名所自也。冲盖师周礼之遗制而设焉。乃以周制考之，王畿为方千里，为田九万万亩，以古亩百步今亩二百四十步约之，为田三万七千万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准之，为粮大约二百二十万石，视今吴县、长洲二邑之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