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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我刚才的发言是不是冒犯了你们？是不是触犯了你们太城的哪一条戒律？如果是，请你们提出来，严加批评指正，可不要这样对我客气，一言不发。我是个记者，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不太了解政界里都有些什么规矩。我说话办事只考虑是非和事业，凡是对的，好的，于事业于群众有益的事，我就说，我就提，从来不怕丢了自己什么，头上没有乌纱帽，不怕丢了乌纱帽，以后也不想弄个乌纱帽戴上。医生说我是个胆汁质的人，容易激动。一激动起来，说话掌握不住分寸。如果有那句话说得不好听，请你们原谅。原谅我的用心是好的。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完全是为了太城好，也是为了你们好。像银俊雅这样的人才，拿到北京，拿到全国去，都是顶呱呱的。她提出的矿业兴县的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是对太城的重大贡献。你们采纳了她的意见，如果不同时把她这个人用起来，那会成为重大损失的。或许你们认为，在这样的场合研究用人问题不合适。而我认为，落后地区正应在这方面解放思想，实行改革。现在好多先进的地方，都实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了神秘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能者上，劣者下，太城为什么就不能呢？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提出来，咱们一起讨论，一起辩论都可以。容我直言，冒犯了。”郭莉说完以后，站起来，抱起拳拱了拱。
另外三个记者被郭莉达一番很动感情很有棱角的话鼓动起来了。他们接着郭莉相继发言，不但支持郭莉的意见，而且联系全国的改革，大发感慨，其用语和气势亦不乏触人灵魂的税利。较为老成的尉教授，这时候也按捺不住了，他说：
“以上几位记者的发言，令我鼓舞，使我心潮澎湃。他们说的话虽不能讨每个人的喜欢，但我认为句句是实话，是真理。干事业，就得这样子，不能顾及这个，顾及那个，现在我们国家缺的就是这个东酉。要改革，要前进，就不能怕一时伤感情。不打不相识嘛，打一下，疼一会，待想通了，才是永久的好朋友。我相信县里的同志不会计较他们在说话上的枝节问题的。他们确实是为了太城好。他们跟银俊雅不沾亲不带故，我也是。不过，还得把话说回来，县里的同志也没有谁反对郭莉提出的意见，郭莉你也不要那么想当然，在太城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应该有个适应的过程的，总得让人家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说是不是？”他说完，为了缓和气氛，哈哈地笑了笑。
从郭莉激烈的发言之后，会场上不利于栗宝山的形势，有了一个很大的扭转。尉教授上述的一番话，又使情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他那末尾的哈哈一笑，起了很大的调剂作用，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他笑了，尽管有的笑不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有的笑甚至带着嘲弄的气味，但毕竟都笑了，使两军对垒的局面有了一些缓和。
不过，已在政界里混出了一些经验的栗宝山知道，尽管郭莉等记者和尉教授的发言非常之好，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但要让县里这些油条们心服认同，还会有很大的差距。他必须抓住主动时机，乘胜进击。他想，这个时候，应当首先逼他们表态。于是说：“听了郭莉几个记者的发言和尉教授的发言以后，我作为太城县的县委书记，心里很不平静，很受感动。他们为了我们太城的事业，不辞辛苦，不怕嫌怨，直言不讳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既尖锐又善意的话。他们讲的意见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应当用改革的思想，认真地加以研究。我非常同意尉教授最后讲的那几句话，在我们太城，一些新的问题的提出，是有个思想适应的过程。既然是讨论，可以畅所欲言嘛。怎么样，大家是什么意见，说说看。”
县里的各位阁僚们，早已料到书记会给他们摊牌的，他们早就想好了各自一番应付的话在肚里，这时候便按照不成文的法定程序说了出来。
黄福瑞说：“中央的记者和尉教授为了我们太城的经济建设，从北京远道而来，又参加我们的会议，又亲自下去考察，给我们提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性的意见，我从内心里非常敬佩，非常感激。对于各位，我觉得我们除了敬佩、感激，绝无半点不恭或别的什么。起码从我内心里是这样。我认为，中央记者们和尉教授讲的话，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不可否认，由于我们地处偏僻，学习不够，所以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很低的，会后一定加强学习，也希望各位领导，学者和记者们多多帮助。”他避而不谈银俊雅的使用问题，说的全是一些空话。因为他不愿先就这个问题表态。他觉得自己还拿不准。但又不能不第一个发言，这已成惯例了，别人都在看着，他不得不说，所以便只好不疼不痒地说两句。
副书记陈宾海说：“我同意栗书记刚才讲的，记者同志和尉教授讲的意见既尖锐，又善意，非常好，我们应该用改革的思想去理解，认真地加以研究才对。别的我没有什么。”他等于重复了一下栗宝山其中的几句话。因为他抱定了一条宗旨，只同意栗宝山的，自己不另说别的，如果出了问题，有栗宝山负责，他不过随声附和而巳。
贾大亮说：“……总而言之一句话，请各位记者、尉教授放心，也请中央和省里的各位领导放心，我们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绝不会拿你们的话当耳旁风，我们会认真地研究，认真地对待的。尽管我们学习不好，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但我们是不甘落后的。特别有你们这一回的谆谆教导，我们会努力赶上来的。特别在起用人才方面，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打破陈规戒律。就请你们放心好了。”他说的话最多，这里只录了末尾的几句。总的情况是，唱高调，着力给郭莉和尉教授他们做工作，企图劝他们退却，为他会后做手脚争取时间。他在讲话里还多次提到“中央和省里的各位领导”，即中纪委省纪委四个干部，想让他们站出来为他说话。
王明示说：“我认为，关于对银俊雅使用任职的问题，是不是不要过分着急为好。因为总是有个大家所共知的背景问题。我的意思不是真有什么，我的意思是稳妥一点比较好。”他认为他不单是个常委，更重要的他是纪检书记，对任用银俊雅这样的人，不能轻易表赞成的态。而且他从在场的中纪委省纪委的四个干部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们对此事是有保留的。他考虑来考虑去，考虑了这样几句话。
董玉文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即使要解决，也应该按程序走比较好，另外，请栗书记考虑，是不是应该给地委打个招呼。”他是组织部长，只提了这样一条建议，没有表明他对提拔使用银俊雅是支持还是反对。
李万同说：“我非常同意郭莉记者和尉教授他们的意见。
我也非常同意各位领导的意见。”他是宜传部长，讲了许多改革和人才问题，这两句话是从其中摘出来的。
金九龙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考虑银俊雅的使用问题，使她有个适当的身份，只有这样，才好充分发挥她的才能。”他的调子算是最高的，因为他有意要扮一个红脸的角色。
在所有的人都说过一遍之后，贾大亮又补充说：“我觉得王书记和董部长讲的意见不错，应当引起我们重视。你们说是不是啊？”他说的王书记和董部长是指纪检书记王明示和组织部长董玉文。他说完这话，环视着大家，启发鼓动着大家附合，特别把目光几次停留在四位纪检于部的脸上。县里的人有的说是，有的点头。四个纪检干部也点了点头。这使会场上又一次出现了危局。
在这紧要的关头，栗宝山只有拿求救的眼光再看一下郭莉记者。郭莉记者实在是够朋友，她马上发出了一排连珠炮：
“我实在不明白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银俊雅是个非凡的人才？你们到底想用她不想用她？你们到底从思想深处给她平反了没有？什么人所共知的背景，那个背景根本就是错误的，难道还要考虑吗？什么程序请示，不搞那些繁琐的东西难道就不行吗？你们对发展太城的经济，到底是着急还是不着急？昨天已经讲好了，你们的引资招商团要随我们一块去北京，下午就得走，这个团没有银俊雅行吗？她没有个适当的职务能充分发挥作用吗？这是火烧眉毛、马上就应当定的事，你们为什么不着急？为什么非要往后拖呢？我实在弄不明白。容我火气大，得理不让人。
究竟怎么办，你们拿主意吧。”
县里的人，听了郭莉的话，除栗宝山以外，没有一个不反感。他们认为，郭莉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一个记者，有什么权利在他们的常委会上信口雌黄，像训孩子一样训他们这些领导？他们有的人真想跟她吵起来，有的人不屑地在一旁撇嘴，有的干脆出去撒尿，表示抗议。四个纪检干部交头接耳，觉得郭莉太过分了，又一次出现离开会场的动向。另外两个记者面面相觑，感到没趣。尉教授想劝郭莉就此罢休，但欲言又止。郭莉也有点脸上挂不住，看看栗宝山，真想甩手而去。会场上出现了一泻全溃的危势。栗宝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如不拿出强大的威力，挽住狂澜，顷刻就会出现失败的结局。因此，他当机立断，马上提高声音说：
“大家注意坐好，我们应当严肃对待郭莉记者方才的一片肺腑之言。我认为郭莉记者对我们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十分切当的。我们每天都说要解放思想，要发展太城的经济，可一遇到具体问题，即表现得很麻木，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不如一个局外人，不是不如，简直是天壤之别！郭莉记者的话，让我感到羞愧。这样下去，我们还算是党的干部吗？我们不能叶公好龙！”讲到这里，他忽然感到自己有些太动感情了，在召开这个会之前，他是想通过郭莉的提议，不表现出自己太明显的意向，把问题解决了，现在逼得他不得不冲锋上阵。由于过分冲动，话说得太刺人，打击的面也太宽了。因此，他赶快收住话头，喝口水，压压正往上攻着的火头，然后用较缓和的口气接着说：“大概我跟郭莉记者用同一种类型，都是胆汁质的人，说话容易动感情，容易上火。但心眼是好的。我的主要意思，也是指责自己，不全是批评大伙的。大家刚才实际上也都表了态，绝大多数人是赞成郭莉记者的意见。王明示同志和董玉文同志说的，实际是替我着急，为了我好，这我都理解。就是有不同意见，也情有可原。因为毕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