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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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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一位外地来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她说:“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钱,钱都没脚没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愿弯腰去捡一下。”比较而言,上海人对自食其力的小手艺人也持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没有特别的歧视,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长(例如会烧菜、会打家具)还会受到朋友、长辈的尊重。在北京,这可能被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几年北京人频频跳起来呼吁“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进京”,在他们眼中,那些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贩,俨然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下等人”。而这类戏码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国人民误会,误会北京真会干出“奥运期间驱逐农民工”的事情来了。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识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经商的热浪中,经商开始成为最时髦和荣耀的选择。

但是,北京的商业并不纯粹。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由于自身浓重的“政治情结”,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而且,他们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于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因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业等,经数年的发展,仍处于质次价高,狠心“宰”人的水平,远远差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服务落后

北京人“耻于言利”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

对于这一点,有网友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么说得过去的服务的话,那还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爷。”

北京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句话叫,“北京人眼里,离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里,离了上海都是阿乡”。所以,在北京,有头有脸的先不论,就算再不济,也是皇城根脚下的人,也是爷。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还叫“膀爷”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买东西还好,要买,多一半会被气出一肚子气来。尽管王府井百货基本上年年都出劳动模范、服务明星,等级从市到国家,一个不落,但金街、银街的眼神还是那样白多黑少、语气还是那样的高低失调,态度还是那样冷热颠倒。

而最能集中体现北京服务行业质量的,恐怕就属这城里的公交车了,俨然一个微型的北京社会。

许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许多北京人都有过这种难堪的经历:下车时在售票员的逼视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狼狈地上下搜寻,找不到上车时购买的车票。

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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