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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稿纸珍贵，但无钱男人在女人面前普遍心理弱势，我未能免俗，在她发作时，不敢移动半步。
撒在地上的稿纸，让我获得了另一种看它的眼光，它标示着老先生久远的青年时代，它是可怕的时间。
我把稿纸拢入一个抽屉，碎片也倒了进去，无心整理。我想，我的姥爷姥姥只是普通人，没有成仙做佛的本领，他们的时光所剩无几，该去看看他们。
【十】
姥爷家所在的胡同，新中国成立前是韩国、日本小商人的居住区。姥爷家房屋是韩式和中式的混合体，屋外原有一米多宽的走廊。
姥爷家还存在，而它所在的胡同已消失，被推成一片广阔的瓦砾，因为这片城区被规划重建。
几年前，因上山下乡滞留在东北的二姨调回北京，住进姥爷家。
她在废墟中坚守，是想能多得一间回迁房，如果多了这一间，我这一代的孩子就可以得到公平的分配。这是姥爷留给孙子辈的遗产。
姥姥在做饭，她纯熟地调配着油盐酱醋，却不记得我是谁了。二姨跟她解释半天，她听得烦了，挥着勺子，示意我俩站远点。
二姨说，姥爷的头脑还清醒，保持着每日到街头坐坐的习惯。胡同里的人老了，就拿个马扎坐在街头，以看行人车辆为乐，称之为“提神”。
姥爷提神未归，我想去接他。二姨告诉我，胡同通道上的井盖都被人偷走卖废铁了，她从瓦砾中找出窗框、木梁，搭在井口，并铺上草席，以保障姥爷能安全走过。她陪我走到一处草席，掀开，给我看下面搭的东西，神情颇为得意。
我赞叹几句，继续前行。一路上观察各家残留的房基，每间房竟都小得可怜。印象中的胡同深远广大，推倒才发现，五十几户人家竟住在一个篮球场大的面积里。
上街，在一家国营早点铺门口，见到了姥爷。他穿着一身白衣，腰杆笔挺地坐在马扎上，将军点兵般看着来往车辆。我走近，说：“姥爷，回家吃饭了。”他点头，从脚边拾起一根竹竿，拎起马扎，跟我走了。走到胡同废墟时，我明白了，普通拐杖已不适应这样的路面，用竹竿，体现了姥爷的智慧。他在脚踏瓦砾时，突然转头冲我一笑，说：“是你呀，你来了。”原来他刚认出我是谁。
我几次伸手要扶他，都被他推开，遇到难走处，他就歇一会。当再过一个弯道便到家门时，他停了下来，双手扶着竹竿，又冲我一笑，恬淡冲和，那是看穿世事后返璞归真的笑容。
他说：“人老了，血液循环慢，如果心脏病发，手指甲就是黑的。家母死于心脏病，并不是受了我的气。所谓喝敌敌畏而死，是无稽之谈。”他多年前反驳二老爷的话又得到了补充，更加合情在理。可惜，这番话他从没跟二老爷当面说过。
二老爷身遭车祸后，主动跟他和好，他不好意思说。这些年，每到他生日，二老爷都会抱着个西瓜从郊区赶来，他更不好说了。而今年生日二老爷没来，他推测二老爷已逝世，想到这份冤屈再无法辩白，常梦中一念，半夜醒来。
他嘱托我去郊区看二老爷一趟，如果没死，就把人带来。
我高喊了声：“二姨，姥爷到了。”当二姨的身影出现在小院门口，我向姥爷鞠了一躬，转身翻过一个瓦砾堆，钻入残墙断壁中。
【十一】
在去郊区的车站，我待了一个小时，没有登车。回到家，选择了一个令自己安静下来的办法——粘贴稿纸碎片。
拼凑好两张后，发现桌面上有一滴液体，以为是胶水洒了，便用抹布擦，却没有胶水的黏性，仰望屋顶，以为是楼层漏水，最终发现是我的眼泪。
我冷静地擦干面部，取出一个笔记本，把稿纸上能辨认的文字抄录下来。干到凌晨三点，笔记本上出现了别的内容。
天亮后，我审视着自己所写。那是对二老爷的回忆，他第一次教我武功时的情景。读了多遍，我体会出字里行间的缅怀之意，判断在我内心深处相信二老爷已死。
此文有三千字，我直读到下午四点，读得气血上涌，头痛欲裂，便从笔记本上撕下，想扔到小区垃圾箱中，但又不愿扔得离家过近，于是越走越远，直走到一家邮局门口的信筒前。
信筒像棺材般干净规整，应是它的归宿了。
我进邮局，买个信封，封好后要到外面投递，邮政员叫住我，说邮车马上来，柜台里正给邮件打包，让我把信直接交给他。
信封上一片空白，那是我寄到天国的信。
邮政员则嘱咐我要把地址写好，我说：“这就是个心情，投出去就好了。”他：“什么心情不心情，请你不要给我们制造麻烦。”我见邮局的杂志栏中有几本武术杂志，便挑了一本，抄下编辑部地址。想也不会刊用，必是和杂志社其他废稿一块粉碎，混在纸张的碎末里，总比扔到垃圾中要好。
一个月后，我得到了一百元钱和两本杂志，那篇文章竟获得了发表。
隔了许久，又能挣到钱，我兴奋异常，从父母留给我的钱中又拿出三百，到木楼找Q，说我一篇文章稿费可达四百，写一个字就有一块三毛钱。她说：“这点小钱就高兴了，你怎么可能挣到大钱？”败兴而回，但我抑制不住地又写了一篇。那段时光是我的深海，如同地球上的生命从海中升起，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那段时光里爬上来的动物。
我在文中介绍二老爷有位哥哥，写上姥爷的名字。这突兀的一笔，破坏了整篇文法，却是我刻意所为。
苦等一个月，第二篇文章得到发表。我给姥爷送去一本，说上面提到了他，他拿着老花镜找了半天，抬起头笑了，说：“瞧，有我名字。”姥爷一生未做过大事。
在我小时候，他领我走过两条胡同，指着一个门口上“光明胡同奶站”的牌子，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写的。他的字体清秀工整，给居委会写过黑板报，和故宫里简介牌的字酷似。有人说故宫简介牌是他写的，他总是笑脸相迎，从不否认。
奶站请他写，便是听了此传言。他的六个字放大到一人多高，被刻板刷漆，令他万分自豪，站在牌子前久久不去，给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文章中加入他名字的做法，是想利用他仅存的一点名利心，博得他高兴，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孝心。他洞察到这一点，顺迎着我，在我离开时，又说了一遍：“瞧，有我名字。”老人的智慧令我敬畏，不料他的名利心已在岁月中打磨干净，整个人变得空灵，如同山谷回声，他作出的得意神态，只是在回应我的善意。
又想，这篇文章写的是二老爷事迹，有几句颂扬之词，会不会令他暗生不快？我做了件一厢情愿的事，并没有考虑他的心情。如此想着，仓皇离开姥爷家。
五日后，有人敲我家门。见是位高大肃穆的男子，六十余岁，穿着笔挺西服，说：“我是你大舅。”他是二老爷长子，当年富于魅力的深眼窝已变得平坦。
他从深圳退休归来，现在卖保险。
他没有看望过姥爷，却和二姨有着联系。他从小在姥爷家长大，和二姨友谊尚好，拉二姨一块卖保险。二姨给他打去电话，说了二老爷上杂志的事情。
虽然他对自己父亲刻骨仇恨，但父亲上杂志仍令他激动，他昨天去郊区见二老爷，像个中学生般规矩坐好，说：“爸，有篇写您的文章，您听听对不对。”然后以朗诵腔调念了一遍，二老爷听完，说：“差不离。”二老爷还活着的消息，令我茫然失措。如果二老爷记忆尚好，该听出写的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我：“二老爷问起我了么？”大舅摇摇头，从书包中取出一份稿纸，说这是他小时候跟二老爷习武的回忆，让我送给杂志发表，署名为“文韬”。
三十年前的《北京晚报》倡导好人好事，他的女人扎伤了脚，被胡同口餐馆大师傅用买菜的平板车送去了医院，他写文表彰这一事迹，用的便是“文韬”笔名。
他说：“只要用这个笔名，我的朋友们就都知道是我写的了。”我想让他和二老爷多接触，说我跟杂志社的人并不认识，如果给二老爷拍几张拳照，刊登的概率会大些。
一个星期后，他带来照片，二老爷只是一个小红点。
他说那是他的红色运动服，拍完照片后，送给了二老爷。我问为什么拍这么小，他说二老爷的背驮得不成样子，脸容衰败，称这样的人是武术大师，恐怕难以服众，他的做法正可以扬长避短。
我把照片和文章寄出，遭到退稿。理由是：照片看不清人，文章技术含量少。退稿信字迹工整，说前两篇文章读者反响热烈，如果还有如此质量的稿子，杂志可以给二老爷开系列栏目，每月登一篇。
看到大舅的全面失败，不知为何，竟有些喜悦。一年十二个月，可写十二篇稿子，一篇一百元，如果写十年，就是一万两千元……数目惊人，我陷入狂喜。
但经过测度，得出无法写下去的结论。因为拳术口诀不到四十个字，实在凑不出太多文章。形势所迫，急需见二老爷——我如此规劝自己，飞速穿戴整齐，准备奔赴郊区。我奋力开门，脚却无法迈出。
凝视着空旷楼道，不知过去了多久，下层传来脚步声。
我把门关上了。
背靠着门，坐在地上，我想我会坐到第二天早晨。但很快响起敲门声，开门见是彤彤。她穿着黑裙套装的校服，系条暗红色的领带。
有资料表明，中国男子见到穿制服套装的女人，会产生强烈性欲。战胜一个穿制服女人，便等于颠覆了权力机构。
两个月里，她过来四次，都是放学后到我这。她来只是做爱，然后就睁眼看着天花板等着天黑，天一黑，她便动如脱兔地离去。她从不要求我请她吃饭，说她家就是饭馆，不必了。
我多次说：“咱们说点什么吧。”她回答：“噢。”之后并没有话，还是看着天花板。我和她的关系简单乏味。我问：“我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你？”她想了想，回答：“不吸引。”我：“那你还总找我？”她：“那是爱。”她认为爱是不能含有激情的，爱是一种习惯。我纠正她：“你说的不是爱，那是夫妻过日子。”她怔了半晌，“噢”了一声。
必须承认，她养成了不良习惯。她和我相敬如宾，全无第一夜时的洒脱自在。今天，她稍有改变，进门后给了我一个深入的亲吻，周身颤抖，搞得我心态大乱，不知该如何回应她的激情，是该凶狠地把她按在地上，还是温柔地抱进卧室？正当我左右为难，她推开了我，靠在墙上，说：“能谈谈么？”她说两个月前，王总提出要和她睡在一起，她想到父女相依为命，就答应了，但天黑后，王总却要她跟我回家。我一路无言，目不斜视，有着新郎般的拘谨，令她十分感动。
小时候，她看过一部叫《结婚一年多》的电影，写八十年代的女青年追求精神境界，结婚不摆筵席，卷了一张装饰画，骑自行车到了新郎住所，把画挂在墙上，就等于安了家。那张画是一个吹铜管的外国女子，长发飘逸，铜管闪光。
她说：“我也在你家贴了画。”抬手一指，我急转头，墙壁空荡荡。
走近才发觉，有一个流氓兔的贴片，是中小学生贴在铅笔盒上的那种，指甲般大小。
模拟八十年代的做派，令她心智成熟，对王总有了防范意识。王总破产后，夫人离婚而去，父女俩的住所在卤煮店后的胡同里，一所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