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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以前的囚犯，”斯捷帕科夫大声说，他的热情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发挥，前额上掉着一绺头发，长长的像小丑一样的脸堆满了惊喜的表情，眉毛上扬，口张得像一瓣西瓜。“他是我以前的囚犯，现在是我长期派入‘正义天平’的间谍。”他向每一个人笑着致意，把这位神经质的小个子引到舞台中央，一面说，“雷科教授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以后你们会有机会向他提问，但是你、邦德上校和你，彼特·纽曼，”他停下来大笑一声，手指冲着他们的方向戳了几下，“你们应当明白他的情况介绍是你们将听到的唯一介绍。只要你们提问，他就能回答。”
头发灰白的小个子教授清了清嗓子，手向前伸，似乎要整理讲台上的讲课笔记。后来他意识到既没有笔记也没有讲台，便放下双臂，接着有几秒种，不知道手往哪里放。他再次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了，带着一种似乎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的自信。他讲英文，清楚而准确，带点伦敦南部的口音：
“斯捷帕科夫将军大概已经把我的故事部分地告诉了你们，”他开始说，抬着头，眼睛几乎在放光，向所有的人挑战。“我是一个傻瓜，贪图‘正义天平’向我提出的物质好处，当我做的傻事被揭发后，我明白我从事隐蔽工作将是我为国家，还有党服务的最好方式。
“让我先说明一下将军大概已经提到的事。‘正义天平’是一个狡猾的集团，在我为他们工作的期间，我至今没有真正面对面地遇到过一位领导集团的高级成员。
“这些人完全可能在世界上最高级的间谍学校受过训。在我多次向斯捷帕科夫将军汇报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明白，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所以组织的核心总是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转而问斯捷帕科夫是否已经把“正义天平”吸收新人的办法告诉了大家。
知道斯捷帕科夫已经介绍过了，雷科便接着说：“你们知道，这个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收集处理资金，主要是美元。就是在此期间这位好将军指出了我的做法中的错误。”他再次向斯捷帕科夫微微鞠了一躬。
邦德心想，不知雷科有没有别人给他写好的讲稿。尽管他颇为自信，看来这位教授急于为了解脱自己而作一番公开检讨，甚至是公开悔罪。
“我一直效率很高地完成了‘正义天平’给我的任务，尤其是在将军负责安排我的秘密生涯之后。他使我比较容易地把我经手的钱洗成了，于是他们对我渐渐有了很深的印象。几个月后，领导决定我已可以为他们在国外招募新人，这是由于我英文很好，”他脸上浮现一丝自得的微笑，然后向尼娜·比比科娃点了一下头，“当然不如尼娜那样流利，因为她条件好。不过他们认为我的水平够高了。他们给我的指示非常具体。我的对象是英国，具体要招募哪类人都有规定。最有意思之处是，每一次我出国，所有必需的证件他们都事先替我准备好了。给我护照、签证、还有其它，统统都是真的，不是第一流的伪造品，在此之前我也曾出过国，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方便过。
“斯捷帕科夫将军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说这再次说明，要么‘正义天平’能从当局得到有力的帮助，要么他们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军方和克格勃里的高级干部。这使我们深为担心。”
他接着用了大约20 分钟，说明他要在英国招募什么样的人。他们应当在政治观点上是狂热的左倾分子，重视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共产国家内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先考虑有技术专长的人，例如有军事经验的人，特别是受过现代电子战训练的人，还有记者、某些专科医生和护士，以及有经验的戏剧界人士——演员、化妆师和舞台设计师。何以要包括这么多种专家，很难判断。反正照这位矮小的教授自己说，他已经招募了相当数量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空额——这是与这行当的历史一样悠久的小花招——也已够一个相当规模的网了。
“在将军部下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需要这么多种不同才能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已处于关键时刻，因为最新事态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突破进入他们的指挥体系，弄清‘正义天平’的最终目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他们是承担恐怖活动的雇佣军，完全为了钱。不过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突出的印象是眼下的这次活动与以往不同，是在准备一场很可能非常可怕的最后摊牌。
“‘正义天平’把这叫做‘丹尼尔行动’。主要目的是羞辱俄国总统和中央委员会，逼他们进行一次盛大规模的战犯审判，就像艾希曼案那样。当1961——1962 年阿道夫·艾希曼最后在以色列受审的时候，全世界都欢呼，把这次审判和以后的处决看作是真正的正义。他们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雷科接着说，“把约瑟夫·沃龙佐夫，一位前俄罗斯公民，逮捕押回俄国，将迫使克里姆林宫对他进行一次公正的最终的审判，因为他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俄罗斯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举行这次审判本身就会告诉世界，俄国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是认真的，它们过去积极或消极反犹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第一次参与此事是一天夜里有人给我带信，说战犯沃龙佐夫即将被捕押回俄国。这是在乔尔·彭德雷克在美国被绑架之前一个星期。”
雷科小心地叙述了“丹尼尔行动”的各个阶段，先是绑架，然后是“正义天平”的公开要求和期限。“我自然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行动的安排，”
他说，“不过他们在告诉我绑架即将进行的同时，要我准备随时出动。在事件向全世界公开之前，我已带好文件、机票、准备前往伦敦去同我招募的两个人取得联系，把他们带到赫尔辛基然后安全转送莫斯科。他们给我的信号是‘极限’。我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必须照严格的程序办事。”他仔细地看着邦德，接着又把目光转向纳特科维茨。“我收到‘极限’这个信号，是在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最后期限的第二天。我脑子里留下了两点鲜明的印象。我要强调它们只不过是印象，我提不出可靠的事实作证据。第一，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正义天平’在执行这一‘丹尼尔行动’中没有什么人给它付钱，换句说话，这不再是一次它承包的恐怖活动，而是一次完全由这个组织自己提出的行动。似乎正在把过去用恐怖活动挣下的钱用于一项长远的计划。第二，我认为领导核心完全知道他们的要求肯定会被克里姆林宫拒绝。
你们都知道这一拒绝是昨天发出的。紧接着就是一场政治暗杀。斯捷帕科夫将军在这些方面和我的看法一致，我们都在等‘正义天平’的下一次恐怖活动——很可能就在24 小时之内。
“现在，你们必须明白，对我在‘正义天平”里的上级来说，我眼下不在俄国，而是坐在赫尔辛基赫斯帕里亚饭店的安乐椅中，等着我联系的英国人来。”他头一次以一种新的方式微笑，说明在这个人矜持的、严肃的，有点自以为了不起的外表下也有幽默。
“这些英国人实际上被藏在这里不远处，不过每当‘正义天平’同我联系——他们几乎每天要同我联系——的时候，他们一直以为我还在芬兰。”
他对他们眨一下眼睛，作出一副大胆而诡谲的神气。“当然，我们要感谢斯捷帕科夫将军安排得这么巧妙。现在我要把发生的事详细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已经做的事和取得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关系到你们的生死存亡。”他停了下来，喘不过气来似的。
“我在去年12 月28 日星期五进入伦敦，那是乔尔·彭德雷克被人从新泽西州霍索恩镇抓走之后两天……”
詹姆斯·邦德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大脑已经训练有素，善于抓住情况介绍中的要点，自动挑出并记下重要的事实。而且他还已经以某种方式超前想象出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他现在全神贯注地听弗拉基米尔·雷科说话，好像同这位矮小的教授一起经历了这场小小的冒险。
弗拉基米尔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是有人在圣诞节后半夜送到他公寓住所信箱的。他并不想看见送信人，他也知道大概一直有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在监视这一街区，不过这没有什么用处。为“正义天平”送信的人通常是在街上或者酒吧间里找的。他们是随便找的，就像抽签那样，给他们几个卢布，告诉他们绝不是违法行为。到现在为止，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还没有机会弄清这一带随机性的通信网。送信的人每次不同，如果是打电话，谈话时间总是不到两分钟。以克格勃当时的窃听设备，加上莫斯科电话局的配合，至少也需要足足五分钟才能追查出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送来的邮包里有一厚叠旅行支票，一些英国和芬兰的钞票，一张“美国快递”信用卡，加上一家德国大银行签发的“维萨”信用卡、机票、旅行证件和一张护照，护照说雷科是一名德国计算机编程员。其它还有一些文件和装在衣袋里的零碎东西，表示他正在去伦敦参加一家跨国软件公司驻英办事处即将于1 月2 日开始的训练班。雷科的新名字叫迪特尔·弗罗布。教授的夫人，一位不整洁的、没精打采的酗酒者，像往常一样不知道丈夫过着两重生活。只要家里酒的供应不断，她是什么也不问的。启动的信号“极限”在12 月28 日星期五凌晨两点钟通过电话发来。飞机起飞时间是早上8 点40 分。
弗罗布先生准时来到希思罗机场，一路平安地通过了移民局和海关的关卡，再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名字富丽堂皇而比较经济实惠的旅馆。在埃奇华路和牛津街相交的路口一带密密麻麻的街道上，这种旅馆是很多的。这一家他以前没有住过，在塞尔弗里奇大百货公司背面。到中午时分，他已走在牛津街上，在大理石穹门附近的一家安格斯牛排店里吃了一顿虾、后臀大排等等。
下午三点他打了第一个电话，用的是果园街上一个公用电话亭。
接电话的是一位妇女，他马上就听出是谁，顿时预感到可能会有麻烦。
“我能同盖伊说话吗？”
“对不起，盖伊不在家，我可以传个话……嗨，是布赖恩吗？”
“对，是布赖恩。他要很久才回家吗？我是说盖伊。”
“不知道，布赖恩。这一阵你躲到哪里去了？”
“海伦，我需要和他谈话，这事……”
“他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和工作有关。去看一位制片商，说是可能用他。事情紧急吗？”
“是，非常紧急。”
雷科暗自咒骂。如果盖伊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天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家公司常常用像盖伊这样的自由摄影师拍摄海外记录片或当作戏剧片的替补班子。他们可以一个电话使你两个钟头以后就到了国家的另一头。
雷科于是再次告诉海伦，这事非常非常紧急。“告诉他‘拉撒路’。”这是一个同在英国招募的人约好的启动信号。“我们明天就得走。告诉他我来过电话。海伦，千万告诉他。”
“‘拉撒路’？真的吗？”她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我的上帝，应当不告诉海伦的。他对斯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