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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攀登八达岭真有味。我们负重攀登。这可真是磨练人的好时机。我们这些从未爬过山涉过水的孩子们，一个个捂着肚子喘粗气，个别同学经不起这严峻的考验，倒下了。第一个倒下的是宣鼓队的王娜。那大胖子何方，也像得了老年病似的，满脸充血，全身瘫软。天气太热了。真想不到，北京的夏日竟比南国的秋老虎还恶。休息了一阵，继续往前走，向长城入口处进发。没有水喝，可汗还照样往外奔流。我和孟空军好不容易才“调”来了一辆车。大家呼啦一声上了车。可是坐了个把钟头，车只前行了几十米。那真比蜗牛还走得慢。啊，不知什么原因：堵车了！我们的车被前后左右的车包围着。车皮被太阳的热能烧得直冒火星。我们坐的不是汽车，是火炉子。不少从来没有晕车习惯的同学，晕车了，车前车后，呕吐一片，好像同时吃了什么毒药一样。这时我们一边自救——饮十滴水，一边挤下车厢。郑老师自己也头晕眼花了。他宣布：赶快下车，放风自救。我的遮阳帽虽然有电扇实实地转着，但那点微弱的风，是杯水车薪，顶啥用？放了一阵风，我们的病基本上好了。等得不耐烦的车主催我们上车。我们望而生畏，谁还敢自寻苦吃？可是车主——个彪形大汉阻住我们的前路，不让我们走。我们要走，他们要堵，两方面吵了起来。我们用湖南话骂那车主，骂他欺侮外来学生，要钱不要脸。伊亮还骂了些粗痞话。那车主只知道我们在恨他，骂他。但我们究竟骂了些什么话，他有时也许一知半解，有时也许全然听不懂。他骂我们的话，我们全听懂了，他骂我们“龟孙子”、“兔崽子”。正当我们骂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戴墨镜的青年人跑步而至，我们敏感地意识到那人是记者。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和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听到的完全一样。
那青年人后面又跟上来一背着摄像机的女青年。女青年赶快问我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夏令营？”
我把营旗一展，说：“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江南市。”
男青年和女青年一听我们说是湖南的，马上向我们郑老师伸出手。
郑老师激动地说：“欢迎你们指导。中央台的吗？”
“对，青少年节目制作部的。北京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男青年自我介绍，“我姓杨名波。”
“杨波同志好！”郑老师把杨波的手握得紧紧的。“我姓郑，郑重的郑。”
“她姓江，名浪！”杨波指着女青年向郑老师介绍。
“江浪小姐好！”郑老师又伸出了手。
杨波使劲地用宽边帽扇风：“那车主怎么啦？”
郑老师摆摆手：“算了算了，小矛盾。”
王娜尖声叫道：“他要敲我们外来人。”
江浪不容分说，马上准备曝光，向车主走去。车主忙用两手遮住自己的嘴脸。
“还欺孩子们吗？我请你到焦点访谈栏目中去当话靶子。”杨波大声说。
车主悄悄地把车开走了。
杨波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一会儿，一辆采访车开来了。
“郑老师，咱们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咱们在这里相聚，真是缘分好哇！我们现在同你们一块儿活动好了，怎么样？”
我们热烈地鼓掌。
“上车吧！挤一挤。”杨波指着采访车说，“要不然，就分两批。”
“不。杨叔叔，让我们‘劳其筋骨’，步行到长城入口处。”
王娜大声朗诵起毛主席的词《六盘山·清平乐》来，何方吹起了进军号。说来也巧，一声霹雳，给我们送来了暴风骤雨，这是战斗的洗礼，我们一起背诵起高尔基的《海燕》来。我们终于来到一个高高的烽火台上。我们欢呼，我们跳跃，那种“好汉”的豪情，那种成功的喜悦，那种登高望远的兴致，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在饱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幸福之后，开始表演文艺节目。
啊，伟大的长城成了我们展示自我，抒发情怀的舞台。
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是保留节目——器乐合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听众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感到无比骄傲。自豪。最有意思的是观众里还有几个高鼻梁俄国佬呢。他们总是不停地鼓掌，慌慌忙忙地从各个角度抢拍镜头。啊，我们走上国际舞台了，我们有国际影响了。第二个节目是“劲舞”。我们四条“汉子”出尽风头，越跳越有使不完的劲。喝彩声响彻长城内外。我们四条“汉子”走进了杨波先生的镜头。《幽默大师》当然是看主演杨林的戏啰。杨林是个不正经的人。但到了长城之后，形象变了，变得深沉、庄重。不过表演起来，那幽默滑稽形象同他一时的庄重形成强烈的反差。围观的人群，都不时发出一阵阵暗笑。第四个节目是何文给国际友人画像。十分钟一个头像，一口气画了三个。那几个俄国佬给何文卢布，何文红着脸，不肯收钱。我们说不要不要。但郑老师反对我们的观点，要我们注意一点影响。最后，郑老师调了下味口：“谁要了，谁准备到焦点访谈去作客。”伊亮举起了手。又是一场大笑。最后王娜以清脆甜美的声音朗诵：“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来自黄河之畔，长江之滨；我们都是人类地球的公民，来自万国九洲。我们相聚在世界级古迹长城之上，实在是有福而又有幸。长城是中华民族力量的凝聚，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骄傲！我们感谢秦砖汉瓦，我们尽情地歌唱长城。现在，请听我高唱一曲《长城谣》，我希望大家伴唱，同享快乐和潇洒！”啊，我们的王娜已再不是昔日的王娜了，而是散文家、诗人了。她的这番即兴朗诵，把我们的情怀引向五湖四海，升上蓝天白云。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
所有的观众都伴我们一起唱。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国际友人也跟着我们唱。
我们唱，我们跳，我们演，横空出击，抖尽风流。
杨波、江浪兴奋地向我们发出口头邀请：“我们代表中央电视台，邀请江南中学到中央电视台快乐大本营、第二起跑线栏目作客！”
我们兴奋得欢呼雀跃。
说来也真巧，另两位记者叔叔在故宫采访时，把塞北中学的夏令营也给请了来。
两队小将，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从江南塞北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是边陲的胡马，我们是南国的越鸟。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同一种血，我们见面了，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我们特别亲热，特别珍惜这种人生难得的际遇。
第二天，中央台青少年部通知我们，准备参加第二起跑线的辩论会，辩题是顺境出人才还是逆境出人才。我们欣喜，我们也紧张。人们说北方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北方人的素质比南方人高，起码，他们的语言素质就比我们强。再者，我们的对手是重点班的，水平当然会比我们高。但是郑老师鼓励我们说：“只要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不怕打不倒敌人，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例不是屡见不鲜？咱们学过历史，我不举例了。我们学过的寓言《狮子和蚊子》不是很有说服力？”
杨林从口袋里掏出梳子，在头发上梳理了一下，说：“郑老师，你说的是历史和理论。我们应该尊重实践、尊重现实，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练过兵……”
“对了，练兵很重要！”郑老师表态。
我们坐下来练兵。
女同学为正方。
男同学为反方。
主持人是郑老师。
结果：正方失利；反方获胜。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电视台抽签。
正方——塞北中学；
反方——江南中学。
我们装出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们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是石板底下的小草，我们是大浪淘出来的泥沙，我们是筛子底下的碎米，我们是第三世界的苦命人。因此郑老师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时，总是展示逆境出人才的观点。何况，我们已经练过兵！
我们进入演播室，那种欣喜之情，自豪之意，谁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我们天天做梦，尽是甜甜蜜蜜的美梦。但是谁曾梦见自己进入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参加第二起跑线的活动？现实证明；即使江南市江南中学有这个任务，也不会落到我们Ｃ班的头上来。那出头露面的肯定是Ａ班，Ｂ班，或者Ｄ班。
当节目主持人X小姐把我们的队伍向大家介绍时，我们高兴得跳起来，我把营旗使劲地挥舞。大有“红旗漫卷西风”之势。
我们想，我们被亿万观众注视着，我们自豪，我们骄傲。
辩论开始了。
首先发难的当然是正方——塞北中学。他们的首席辩手是个男孩，比我和孟空军还高还大。
他环视了一下大家：“我的观点是顺境出人才。解放前的中国，由于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个暖，读不成大学，所以创造力受到极大的压抑。中国有人才，但在那时，出不来。解放之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了，所以人才辈出，例如：雷锋、王杰、陈景润……”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去。我们的主辩手是王娜。“我们认为顺境能出人才，但劣境更能出人才。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自古道，国难出英雄。你若是中国人，大概不会不认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吧！他难道不是从逆境中斗出来的？司马迁，你们知道吗？知道他是在忍受怎样的屈辱之后而写出《史记》的吗？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为什么能够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名句作出了生动形象的回答：文章憎命达。就是说，命运通达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不都是在国难当头时出现的？高玉宝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家，不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印证？”
……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较量，我们反方大获全胜。
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得怎样也睡不着。
离开北京的前夕，我们在北大听取了名教授关于“成才”的报告。王教授认为，要“成才”，必须先“立志”。王教授教导我们：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必将一事难成。王教授还说，要成才就要有奋斗，要奋斗就难免有牺牲。你要准备成才，就必须准备吃一辈于苦，受一辈子磨。期待在“春江花月夜”里成才，都是乌托邦。
我们还参观了清华大学。我们大开了眼界，大受了教育。
第36章 向高三宣誓
从北京凯旋归来，正值新学年开学之际。我们个个耀武扬威，在重点班前抖出一副将军的派头。只有个把月时间，那对比性的变化可大：他们天天冒着酷暑补课补课，显得老大了好多，消瘦了好多，可怜了好多；我们Ｃ班呢？显得年轻了不少，健壮了不少，自豪得多。彼此一见面，我们是一脸笑，他们都是一脸哭；我们为我们的老师唱赞歌；他们为他们的老师唱埋怨调。艾妮好羡慕我们班，她说她要走王娜走过的那条路。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