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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