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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旋而上，在回旋之中，在生死之间，还在挣扎，这么个存在，也就是说，血管里的血还在流动，这条性命也还没断。
这巨大的沉寂里，晶铃铃，一个微弱的铃声刚可以捉摸，像冰晶撞击，你以为你听见了。
冰山巅出现了紫色的云霞，预示风暴正高速在云霞里旋转，边缘缈袅的云翳显示出这风暴的力度。
一个越来越分明的铃声唤起了你心底的悸动，你看见一个女人骑在马上，马头同她一起显露在雪线以上，背后衬着阴森的冰渊。你仿佛还听见马铃伴随的歌声。
昌都来的那个女人哟，
头上丝线盘的辫子，
耳上坠的绿松石耳环，
手上戴的馆馆闪亮的银手销，
袍子上扎的五彩腰带……
像是在大雪山海拔五千六百公尺的公路标杆旁你曾经见到过的一个骑马的藏族女人，她朝你回头一笑，在诱你堕入冰晶的深渊，你当时止不住还朝她走去……
都不过是一些追忆，这铃声只固守在你心里，又像是在你脑门上响，肺腑撕裂的痛楚难以忍受，心脏疯狂搏动，七上八下，脑袋就要炸裂开来。炸裂之时也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之时，一种无声无息的爆炸。生命是脆弱的，又顽强挣扎，只是本能的固执。
你睁开眼睛，光芒令你刺痛，什么也看不见，只知道还在爬行，恼人的铃声竟成了遥远的记忆，一种不甚分明的怀念，如同闪烁的冰花，细碎，飘忽不定，在视网膜上炫耀，你努力去辨认彩虹的颜色，你颠倒旋转，漂浮着后退，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都是徒然的努力，不分明的愿望，不肯冥灭，黑森森的空洞，一个骷髅的眼窝，貌似深邃，什么也没有，一个不和的旋律，分裂开来，轰的一下！……从未有过的明彻，又全部那么清新，你体会到这难以察觉的幽微，一种没有声响的声音，变得透明，被梳理。过滤、澄清了，你在坠落，坠落之中又飘浮，这般轻松，而且没有风，没有形体的累赘，情绪也不浮躁，你通体清凉，全身心都在倾听，又全身心都听到了这无声而充盈的音乐，你意念中那一缕游丝变细，却越益分明，呈现在眼前，纤细犹如毫发，又像一线缝隙，缝隙的尽头就融合在黑暗中，失去了形，弥散开来，变成幽微的毫光，转而成为无边无际无数的微粒，又将你包容，在这粒粒分明的云辍之中，毫光凝聚，进而游动，成为如雾一般的星云，还悠悠变幻，逐渐凝为一团幽冥发蓝的太阴，太阳之中的太阴，变得灰紫，就又弥漫开，中心倒更加凝集，转为暗红，发出紫莹莹的霞光，你闭目，拒绝它照射，却止不住，心底升起的悸动和期望，黑暗的边沿，你听见了音乐，这有形之声逐渐扩大，蔓延，一颗颗亮晶晶的声音穿透你的躯体，你无法辨别你自己的方位，这些晶莹透亮的声音的细粒，四面八方将你全身心浸透，一片正在形成的长音中有个浑厚的中音，你捕捉不住它的旋律，却感到了声音的厚度，它衔接另一片音响，混合在一起，舒张开来，成了一条河流，时隐时现，时现时隐，幽蓝的太阳在更加幽冥的太阴里回旋，你凝神屏息，失去了呼吸，到了生命的末端，声音的波动却一次比一次更有力，涌载你，推向高潮，那纯粹的精神的高潮，你眼前，心里，不知身居何处的躯体中，幽冥的太阴中的太阳的映象在不断涌进的持续轰鸣中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扩扩扩张张张张一声炸裂——又绝无声响，你堕入更加幽深的黑暗，重又感到人心的搏动，分明的肉体的痛楚，这生命之躯对于死亡的恐惧是这样具体，你这副抛弃不掉的躯体又恢复了知觉。
黑暗中，房间的角落里，录音机上那排明亮通红的音标上下跳跃。
八十一
窗外的雪地里我见到一只很小很小的青蛙，眨巴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圆睁睁，一动不动，直望着我。我知道这就是上帝。
他就这样显示在我面前，只看我是不是领悟。
他用一只眼睛在同我说话，一张一合，上帝同人说话的时候不愿人听到他的声音。
我也毫不奇怪，似乎就应该这样，仿佛上帝原来就是只青蛙，那一只聪明的圆眼睛一眨不眨。他肯审视我这个可怜的人，就够仁慈的了。
他另一只眼，眼皮一张一合在讲人类无法懂得的语言，我应该明白，至于我是否明白，这并不是上帝的事情。
我尽可以以为这眨动的眼皮中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可它的意义也许就正在这没有意义之中。
没有奇迹。上帝就是这么说的，对我这个不知餍足的人说。
那么，还有什么可追求的？我问他。
周围静悄悄的，雪落下来没有声音。我有点诧异这种平静。天堂里就这么安静。
也没有喜悦。喜悦是对忧虑而言。
只落着雪。
我不知我此时身在何处，我不知道天堂里这片土地又从何而来，我四周环顾。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懂，还以为我什么都懂。
事情就出在我背后又总有只莫名其妙的眼睛，我就只好不懂装懂。
装做要弄懂却总也弄不懂。
我其实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懂。
就是这样。
一九八二年夏至一九八九年九月北京——巴黎
□作者：高行健
感谢文化中国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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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高行健
汉语，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语种，就说这种语言的人数而言，有没有充分表述的自由？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从而造成作家心理上的自我约束，然后才是这语言自身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作原本只面对语言，却不得不先应忖这话多挤压，使劲去突破，这实在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多余的负担，往往弄得狼狈不堪，以至于到面对语言的艺术的时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说是十分不幸。
一九八一年，我得力于一位热心的朗友，出版了一本谈语言艺术的通俗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本想为我自己的那些难以发表的小说开道，没想到我那些小说依然难以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辗转了五家出版社，后来又弄到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也还出不来。相反，倒是这本亳不言及政治的小册子，招来了一场所谓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大论争，给我自己惹了许多麻烦不说，还把不少朋友乃至一些关心我的老作家诸如巴金、夏衍、叶君健、严文井、钟惦斐等都牵扯进去，王蒙因为就这本小班给我写了封公开信，更成了靶子。所以说，在中国奢谈语言的艺术也真叫难。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好心的编辑找我，约我写一部长篇，问我能不能实现我关于小说的那些主张？我当即答应了，但只有一个条件，出版时不作任何删改。这便是是《灵山》的由来。应该说，他并不知道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只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之后又从出版社预支了我四百元稿费，因为我说我要作一次旅行。其时。我已经开始受到批判。我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不可能出版，为了补偿这笔不多的稿费，我想到时候交一份手稿，也算是个了结，这便是我最后的心理负担。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巴黎完稿，已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即使把稿子寄去，也只能给出版社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也就未寄。
我能率性写成这本书，也还得力于我那戏《车站》的禁波。既然这么一出生活抒情喜剧尚演变成政治事件，弄成“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一个靶子，我正著手的这言之无忌的数十万言的长篇岂不更酿成大罪？于是索性解脱那社会、民族、伦理乃至于所谓作家的责任和与生俱来的所谓原罪，只面对我这母语，老而不衰的汉语，从容写来。
我以为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他尽可以革新创造，甚而至于信口开河，言之无物，玩弄语言，却必须尊重这语言本身拥有的规律、否则便无艺术可言。
“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以来，古老的汉语获得了新生，能够更为贴切表达现代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大批杰出的作家。他自己固然是一个文体家，却把汉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弄得面目可憎。当今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除了各自的抱负与文学主张之外，共同能做的事情，我以为便是发挥汉语本身拥有的功能，使之足以并且更为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感受。这也是我写《灵山》的一个意图，以此表晚这语言还有再创造的余地。
我也难以忍受另一种欧化的汉语，将西方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纳入汉语，弄得不堪卒读。首先来自一些粗糙的译文，随后又进入到不少文学布品中去，竟被不仅西方语言的某些论者加以提倡，误认为是现代文风，连病句和文理不通也当作新潮，再海阔天空，加以诠释。殊不知，无论是见克特的简约，还是罗兰、巴尔特的铺陈，对语言的再创造也好，却或藉文本自行鲜说，他们用的法语都十分纯净。
对所谓语言暴政的造反徜只导致汉语的复杂与混乱，未必可取，尽管这也是争取自由表述暗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经过这段躁动，也该孕育出一种新鲜的汉语。而这种复杂，再追究一下，恐伯也是现今汉语语法研究的缺欠所致。
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加以规范时，大都藉助西方语言的语法，用西方语言关于词性与句法的观念来解释，忽略了汉语自身结构的特点。这固然有助于汉语教学，编写供外国人学汉语的教科书，或推广普通话，离汉语文学写作还相去甚远。
汉语本无时态形态上的区分，说“明天我走”，大可不必写成“你明天将要闻去”，像流行歌曲里的唱词。倘表现虚拟或条件，只诉诸词序、语助词或前置词即可，动词并无变化。譬如，“一看就有数”、也不必写成翻译体，“如果怎样，于是将如何如何”，汉语仅用语气词或仅靠词序前后便可确定。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并无形态，词性也可以灵括转变。“声音冰冷”不必写成“冰泠的声音”、 “匆匆地跑来”不如“匆匆跑来”，“他气急败坏地宣告”，“地”大可不必， “更换著指挥捧”究竟是更换还是换了，“著”总归多余。汉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宾语可以提前，“晒太阳”和“老爷子晒太阳”都不可能误会为太阳被晒了。汉语调和词组大可直接联缀，毫无必要的“的”“地”“著”，前置词或虚词滥用，句子长而不当，或本可点断却莫名其妙连缀一起，凡此种种，把汉语弄得不伦不类，文学作品中病句也比比皆是，就更不用设了。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文论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又进一步加深了现代汉语的这种危机，因为他们的研究大都以西方语言和用西方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为依据，生硬照搬到汉语文学中来，自然弄出一种夹生的翻译体。
老一辈语法学家对白话文的规范自然成绩很大。面临新的汉语文学语言，语言学的研究似乎一筹莫展。我妄自以为，倘将古汉语和当今活生生的口语加以对比，而不必套用西方语言的语法，会归纳出一套更符合汉语特性的现代汉语语法，对现代语言学研究也可另辟途径，因为现今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