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对于各式各样的小说理论，总有所怀疑，大抵是我自今还没有发现那位好小说家得益于理论家的指导。他们不规定刻板的模式，便制造时髦。水说的形式恰如小说，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
小说的形式原本十分自由，通常所谓情节和人物，无非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艺术不超越观念，难得有什么生气。这也就是小说家们大都不顾意解释自己的作品的缘故。我不是理论家，只开心怎么写小说，找寻适合的技巧和形式、小说家谈自己手艺和作品创作过程，对我往往还有所启发。我谈及自己的小说，也仅限于此。
法国新小说，他们之前和之后，也还有一些作家，创造过或还在寻求新的小说形式，但事情并没有做完。现今中国小说的形式，本世纪初，来自欧州，到八十年代之前，著重请一个虚构的故事，之后出现的一批试验小说，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则侧重这虚构的故事怎样讲。
我《灵山》之前写的那些小说，找寻的是叙述角度和叙述方法，《给我老爷买鱼竿》里收集了我八零年至八六年的十七个短篇，篇篇有所不同，虽然在刊物上都己发表，除了一篇批判文章，编者事后向我解释，来自上面的指示，不得已为之，便再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一家出版社肯予出版。直到一九八八年，承蒙我的朋友作家马森热心介绍，才得以在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而《灵山》出版也得力于他，其间也见拒于两家出版社，大抵认为没有销铬。我著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知道这注定不会成为畅销书，我花了七年时间才写成，只因为我想走得更远。
一九八三、八四年间，为了写这本书，我去长江流域作过三次旅行，最长的一次，行程达一万五千公里。我得到了这本书第一层结构：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前者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前者派生出的后者则在想像中神游。随后，才由你中派生出她，再随后，她之化解又导致我之异化为他之出现。这便是小说的大致结构，其间我又觉察到人的语言心理的层次，同这种结构竟相当吻合，人的语言意识始于人称的出现、而关于对象无人称的意识与称谓则动物也有。第五十一章和五十二章谈的便是小说的结构和语言意识。
西方传统哲学往往把形式抽象出来，从而也赋于某种意义，加以辨证。我不如另找一条路，神为形图，从摆脱故有的形式的过程中去获得新的形式。中国古小说的观念原本十分宽阔，从风物地理志，到志人志怪，神话寓言，传奇史话，章回，笔记，杂录，皆小说也。我在破除现今小说格式的时候，自然而然，返回到这个传统，将各种文体都包容到我这部小说里。如果说现代小说主要在追求叙述方式的单纯，我则试图不断演变叙述方式，并且同人称的转换结合起来。这也符合我之所谓语言是个流程这种认识。我以为，语言意识的这种随意性更接近心理活动的真实。同时，我写作的过程中，这种转换起初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快感，随后我又认识到己成了我的一种需要。对某种叙述方法得以把握与再加以抛弃，只要不造成对语言的破坏，语言的流程便不致中断，因此这种转换应该渐进而有限度，否则便一团混乱。是音乐帮助我倾听我内心的节奏。
全书八十一章，只有第七十二章，我写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音乐，等我后来录到一盘德国的具体音乐，这一章已经写完，所以这一章写得佶屈聱牙。其实，这一章是全书的楔子，倘放在书首，怕哧住想要翻书的读者，删去，又怕如《石头记》八十回之嫌，便索性添上一句：可读可不读。
现今流行的种种主义，我认为同作家的创作并投有多少关系，大都是论家构建自己的理论给以个名目。我不顾意给自己贴上一个容易辨认的标签，纳入到某一潮流中去、更不想立门户，结集团，打派仗。伤神且不说，往往把自己正经创作弄丢了。小说家鲁迅便是前车之鉴。
中国文学本世纪以来的论争，几乎都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意识形态上打笔仗取代了文学自身问题的讨论。主义之争往往弄得只剩下主义，而留不下作品，如此恶性循环，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灾难。文学批评倘不从这泥沼里爬出来，也难得有甚么创见。
流亡海外的中国文学如果只在流亡上作文章，未必有多大出息。索尔忍尼金的困境，正在于他牺牲了自己的小说艺术，同一个已经腐朽的政权作战，白白耗尽了精力。流亡作家中，我欣赏康布罗维奇，他独立于潮流之外，且不管甚么主义，对时髦由衷厌恶，不制造新闻，也不求轰动，迳自做自己的事情。
有朋友说，《灵山》展现了另一种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中国文化，我以为，大而言之，有四种形态。其一，是同中国历代封建王权帝国联系在一起所谓正统文化，诸如长城、故宫，以及同帝王将相和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珍稀古董，我不认为这也属于民间工艺，恰如路易十四时代的椅子或拿破仑的帽子，我也同样主张好好保存在博物馆里，至于修复长城则大可不必。与之相应的还有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教化与修身哲学，我也不主张一概打倒。有人愿意研究，研究就是了。自然，也有与之相应的文学，诸如诗经，楚辞汉赋，大部分的唐诗宋词和八大家的文章，以及明清八股，其地位与成就早有定论。
其二，是从原始巫术演变出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人再加以改造过的佛教，虽然有时也为帝王提倡或加以利用，却始终保留宗教文化的独立形态，又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从未取代政权，占据正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就不构成压迫，相反往往成为文人的避难所。
其三，民间文化，从多民族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到民歌、民谣、演唱、说书、舞蹈游艺，乃至由祭祀演变而来的戏曲，以及话本小说。
其四则是一种纯粹的东方精神，主要体现为以老庄的自然观哲学、魏晋玄学和脱离了宗教形态的禅学，并且成为逃避政治压迫的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物质生产方式，世界各民族大抵相同，就不去议了。
《灵山》中著意的文化，自然是后三者，因为前者尽管有时十分辉煌，却窒息人的个性。而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和作品，几乎都来源于后三者，并且浸透一种隐逸精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有别于西方文学之处。如果要找寻《灵山》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联系，我想首先是这种精神。我毋宁通过一番神游，把被官方正统文学掩盖了的中国文化的另一番面貌显露一下。
我还认为，中国文化有两大源流，一是为历来史学通常认可的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儒家的伦理理性主义或者谓之教化，便是这一文化的结晶。与此同时，还有个几乎平行发展的长江文化。近年来，史学界从对楚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上游的巴蜀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而大批考古发现又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也推动某些史学家重薪认识中国文化的起源，开始对长江流域古文化作专题研究。有位年轻的学者家认为，两者之外，还有个海岱文化，发源于渤海消沿岸和山东半岛一带。前几年辽宁出土的红山文化又是个重要的发现，但这种区域性文化似乎尚未贯穿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所以我依然把长江黄河看作中国文化的两大源流。
近几十年来，长江上游旧石器时代元谋人化石的发现，把中国人类起源的历史从北方推移到南方，上溯了一百多万年。长江上游元谋地区和下游江苏一带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的发现，以及七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都已证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之前和同期己存在另一个长江古文化。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驼、木桨、榫铆结构的干栏式房屋、陶狗和人头，表明其发达程度已超过黄河流域。这之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期。又有下游的马家□文化、良渚文化和中游的大溪文化。而大溪文化中的人面石雕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件浮雕。空心镂孔的陶球，球面呈对称均等的三角形和扇形，更表明大汉人已有几何和数学的基本概念。更有意思的是，下游良港文化中的黑陶器皿同大溪文化中的红陶器，圈脚上都发现相同的几何形镂孔，呈圆形、三角形和方形，并加以某种组合，我以为非同一般纹饰，而有其含意，也可看作中国古文化中最早的抽象符号。这也表明长江中下游业已沟通为一个大区域文化。随后，湖北京山发现的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纺轮，四川境内也已找到，都呈现近乎八卦图的阴阳鱼图象。而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的发现也不差于黄河，上游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更令迄今以来中原发现的青铜彝器一概逊色，那巨大无首的铜人和眼窝里伸出的双手，似乎在问天，如此灿烂的文化何以湮减？史籍竟一无记载！
至于夏文化，历来认为处于中土。我曾去过河南二里头的发掘点，考古学者给我出示了许多精制规矩的陶器，可能是某种礼器，但是否属于夏文化，还是同期的另一文化？总之，我以为我看到了远古宗法理性主义的痕迹。我宁可去长江流域漫游，找寻孕育出《山海经》里的神话的另一种文化。今人先有蒙文通后有袁柯，治学严谨，早已考据，这部将神话传说地理历史熔于一炉的古代巫书，不出于巴蜀，便出于楚地，也有经越人之手一说，总之来自长江流域。现有人将中山之首定为泰山，信口诠释，望文生义，居然风行一时，大抵也是出于大一统政治的需要。
我以为，中国神话传说时代，即夏以前，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诸多部族集团已非常昌盛，汉代及汉之前有文字记载保留下来的远古神话大都来自这些部族集团。之后，黄河中上游黄帝部族集团日益强大，同南方炎帝部族集团战争不断，才逐渐取得霸主的地位。而所谓大禹治水的传说，则又是西北的羌人部族集团对南方苗蛮和百越各部族集团的又一次成功的大征战。这之后文化的历史才被帝王的世系替代。历代儒家士大夫又把文化变成教化，中国古文化便弄得面目全非。到现代革命史家笔下，又变成了阶级斗争理论和爱国主义的演义，封建皇朝的更替、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代替了文化历史的研究。
我想应该有一部汉文化史，从汉文化的形成写到随后各个时期的演变，我自己无力胜任，只能期待日后的专家学者。近一个世纪来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无益的争论，不如代之以对所谓传统的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发明家，几乎都非儒家，而且大都受到长江文化的熏陶，也因为这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未居正统地位，又由于这一广大的地域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本土悠久的历史，才保持活力。当然，这并不是说，黄河流域和中国其他地区，就未曾有过灿烂的文化。我只是指出，文化的发达同政权历来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其自己的历史。
我不认为当代汉语文学创作在引介西方现当代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割断同文化传统的联系。我不是反文化派，也不认可寻根的标签，因为这根自我出生起就在乡下，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也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