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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躬身行礼，这就离开了御书房。
在他离开后，宋彪将全国的军事地图打开，仔细的琢磨两广的军事武装，龙济光和陆荣廷手中所控制的新军都是他们从前朝带出来的私兵，此后才逐渐改编为新军，基本只效忠于他们。
这两个新镇和两个混成协都是以广西为根基，此后就是桂系的前身。
其他的新军虽然多少都有类似的情况，要处理起来并不是很难，在三年之内，宋彪会逐渐将不合格的军官淘汰，让其退役，尉官则大量重新补充，《兵役法》开始推行之后，三年时间也足以让他将陆军上下换掉大半。
如果不是军费紧张，他很希望在三年内完成整个中央陆军和巡防军的整编。
按照最初的规划，宋彪计划在十年时间里建立15个整编师、35个普通师、43个旅，总编制135万人，全国巡防部队总计65万人，最后总计全国实际陆军总员200万人，70万国防官兵、130万服役兵。
这个计划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太大，以中国之财政，不建海军倒是可以这么做，海军分掉5成的军费之后，想要组建两百万的陆军规模就有点太难了。
目前，宋彪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先保证一线部队的建设，至少保证中央国防军有超过六十万的精锐部队可供调动。
一战中前期，宋彪估计自己不太可能有实力去多争取一些国家利益，只能等到后期，他才能发力做点事，以调动三十万到四十万精锐部队的规模去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身为皇帝，宋彪雄心万丈，事实却是残酷的，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海陆两军的同时发展。
特别是海军的问题太复杂。
海军。
海军。
宋彪心里感到无限的为难和纠结。
海军啊，他现在确实是挤出了每年六百万英镑的海军军费，但这里面有1/3是靠借款，考虑整个海军几乎是从零开始，从根基抓起，连军校建设费用都要在这里一起计算，十年时间能建立一支什么样规模和实力的海军实在是未知数。
反省一战中的德国到底败在哪里？
原因其实很简单，德国既要在陆军开支上保持世界第一，同时也想建立世界第一的海军，而英国只需要建立远胜过德国海军的海军。
1914年，德国总军费是5。54亿美元，英国是3。84亿美元，但是德国陆军的军费高达4。42亿美元，英国仅有1。47亿美元，而在海军军费上，英国则是德国的两倍。
这一年，法国的陆军军费是1。97亿美元，俄国则是3。24亿美元。
经历了这么多，宋彪对于军事的看法已经返璞归真，军事就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不代表部队打不过别人，因为这个世界总存在不朽的精神和高明的指挥，甚至是奇迹，可没有一个国家能将希望永远寄托于这些，更不能寄托于奇迹。
军事就是钱的问题。
有钱才有装备，有训练，有物资，有资本和敌人打一场真正的生死之战。
对此时的宋彪而言，如何平衡中**事发展的重点，如何多快好省的提高中**队的作战力，这些才是真正的难题。
至于如何处理龙济光、陆荣廷那两支武装，说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否则宋彪也不用如此简单就决定直接采取司法和军事行动。
比起如何平衡军事发展的重点和策略，如何解决军事武装的现代精神问题，使得全国的军事武装职业化，国防化，这倒是更加复杂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想办法扭转全社会的思想，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
如果在思想上不能实现全国的大扭转，像李鸿章、曾国藩，以及龙济光、陆荣廷这些人还是会不断的出现，危害到国家队命运，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前面，前面已经是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后面还在搞派系之争，前面已经是整个政权和党的崩溃，后面还在搞派系之争，这样的军队不失败才叫没天理呢！
第200章不可阻止的中法同盟
1911年。
帝国神武元年的这一年的年底，新帝国同时在国内外面对两件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事，一是天津谈判，二是两广事件。
皇帝采取了一种非常司法化的方式处理在两广拥兵自重的龙济光、陆荣廷，也用这样的方式给全国上一堂真正的现代立宪法治和现代国家主义课程。
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将龙济光、陆荣廷置于一种国家罪犯的死敌，用叛国罪、私通日寇两个最忌讳的死罪去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以此为基础发动内战。
皇帝的这种选择完全超出了龙济光、陆荣廷的预料之外。
这两个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种现代国家和法治时代的理念，直到《中央日报》在整版面的社论报道中将他们的问题分析一遍，并且要求中央政府依照“依法治国，犯法必究”的原则处置两人时，他们才知道事情很麻烦，他们摊上了真正的大事。
两人很着急的再次托人哀求皇帝网开一面，皇帝也没有回答他们，1911年12月中旬，在第二步兵师和第八、第三十步兵师挥师南下，分兵两路进军两广之后，龙济光从广州乘船逃到香港，陆荣廷也匆忙带着部队逃往广西南部山区。
龙济光离开后，广东第二十五镇和广东混成协宣布接受中央陆军整编，中央军部立即抽调第二十五镇前往广西南部。参与清剿陆荣廷广西军的军事行动。
双方在百色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役，陆荣廷的部队被击溃。带领残部逃往中越边境，而第二十五镇则就地驻防。继续负责清剿陆荣廷。
虽然宋彪通过情报机构可以轻易的击毙龙济光，可宋彪没有这么做，他不需要这么阴暗的手段。
事情到了这一阶段，他已经真正的控制了国内的武装力量，最后的威胁只是西北马家军，此时的帝国已经决心修建一条从西安到xīn奸g的西北铁路。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而马家军正是这条铁路最大的阻碍。
在整个中**事史上，白色战役是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内战，宋皇帝用准嫡系的祝捷的第三十步兵师和嫡系的第二步兵师。加上以广西本地兵源为主的第二十五镇轻松围歼了陆荣廷广西军，但在新帝国的历史上，它宣告在皇帝已经真正的统帅了全国的军事武装。
因此，这一战对天津谈判最终落下帷幕起到了临门一脚的特殊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中华帝国中央国防军的总编制达到一百万的规模，精锐部队约占3/10，在中日辛亥战争中的恐怖表现更是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了新的陆军大国。
所有的欧美列强都意识到，如今只要华皇“别奥。弗拉基米尔。宋”下定决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中国的疆域上轻易击败中国陆军，即便是傲慢的德军也不会来冒这种风险。
如果德军真的远赴万里海疆。派几十万大军到中国和中央国防军的百万陆军决战，德军一定是疯了。
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德国驻华公使辛里平忽然提出觐见华皇的请求，此时的天津谈判已经结束，德国最终未能对华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让步，华皇即将正式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的消息在北京的外交圈子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最后所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法国和俄国将会给予多少国家贷款，以及政策，用以支持中国在东北更大规模的扩大工业发展而已。
辛里平这个人很特别。很多时候也翻译成辛慈。
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洋政府决定和德国断交之前，辛里平曾经向段祺瑞提出向北洋政府提供一千万美元的援助款，希望北洋政府不和德国断交，不断交也就意味北洋政府继续选择中立，而段祺瑞当时已经和英日两国达成了另外一笔借款条件。
在北洋政府断交之后，辛里平被迫离开中国，但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和孙逸仙博士会面，提出借款两千万美元，帮助孙逸仙组织革命推翻北洋政府。
孙逸仙当然是非常之积极。
辛里平在德国驻华外交官中属于资历较深的那种人，早年一直在上海担任驻上海领事馆的参赞，东北新政时期，他一直是德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总领事，去年才成为新的驻华公使，和宋彪也可以说是来往颇深了。
宋彪在东三省办铁路大计划的时候，就曾经和辛里平有过密切的来往。
这个人实际上属于德国外交系统中特别亲华派的一类，在东三省对德出口和进口经贸的快速发展中，他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如果他个人能决定事情，他一定很愿意拉拢中国加入德奥同盟，而且是不惜代价的，但即便是新上任的德国驻华公使，他的个人意愿和判断也没有任何用处。
考虑这一点，宋彪明知道自己已经必须要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还是决定接见这位在东三省铁路计划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为了显示关系特殊，宋彪还特意在御书房接见他。
事情安排的很快，这些下午，辛里平就得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前来觐见华皇。
在辛里平到来之前，宋彪特意将欧阳赓招过来，亲自询问和俄法谈判中的各个细节，以免自己和辛里平交谈时出现失误。
欧阳赓前脚刚走，辛里平就在内侍官的陪同下进入御书房。
御书房这边不像办公厅明光阁那边过于正式和严谨，但凡是能有机会进来觐见皇帝的都有座位，辛里平上前脱帽躬身行礼后。宋彪就让人给他安排了座位，笑道：“辛里平。我们认识的时间也算是很久了吧，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这个时候来找我，其实意义也不太大，不如等几个月再来，对你我而言都有可谈的余地。”
在德国人中，辛里平不是那种高大的男人，甚至不像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体格也很消瘦，眼睛有点像金鱼眼那样的凸出来，看起来有点很奇怪，但和绝大多数的德国外交官一样。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拉丁语言学，最早的外交官生涯是在法国，到了中国之后还抽空和别人合作编写了一套德文版本的汉语翻译词典。
隆重起见，辛里平穿着黑色的礼服，手里拿着帽子。
听了华皇的话，辛里平也是很无奈的回答道：“陛下，虽然直到这样的时刻再来找您，传达我国内阁的最新决定，未免显得冒失和不尊重您。可我还是必须要来。正如您和我此前所说的那样，德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的进口国，中德经贸往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互惠互利的，对两国都非常重要。同时，您也和我说，即便中国和俄国有更为紧密的军事合作，也不会影响中德的合作，德国和我个人对此都深表感激，以及理解。但帝国内阁总理霍尔维格阁下还是亲自发电，要求我转达对于中国和法俄结盟的担忧。事实上，我国完全可以遵照国际社会其他各国的公例，在天津会谈中表达愿意和贵国友好平等相处的一切意愿，只是因为官僚的迂腐和迟缓，我们在表达上或许有误，现在，如果中国不和俄法结盟，我国愿意提前归还在胶澳的租借地，以及在华的所有不利于贵国的特权，并且在《天津国际协约》上签字。除此之外，我国还愿意提供一笔真正的援助贷款，不仅低息，而且没有任何抵押和额外的不合理的要求，包括在技术上的大规模援助，只要皇帝陛下不和俄法两国签署同盟协议。”
宋彪非常为难的感叹一声，摇头道：“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朋友，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当言而有信，人如此，国家更当如此，在我国处于外交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