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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瞪着他，“这么粗鄙的圈套你当会钻吗？”
死啦死啦学了两声猪叫，“大伙一瞧，原来疯狗吃了痛也要象小孟一样哭嚎的，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人多气壮，怂人也成打虎胆，一人一石头把条疯狗砸死了玩完。我讲完了。你别瞪着我，真讲完了。”
于是我转开了头，“我疑心你真被疯狗咬过的。讲疯话。”
“这是个天造地设一个戏台子，我们在这上边把日军打痛了，整个东线都看得见，就是我们要演的那出戏。你说是秋蝉，也说对了，秋蝉叫得很响，命也很短，在这种阵地上，我们的命短过秋蝉。”死啦死啦说。
我在以我能想到的最痛苦的方式苦笑，“整个东线？凭你一个冒牌儿团长，和十去其六的一帮子败兵？你乐观还是我悲观？”
死啦死啦平静地说：“我是打小仗的，没打大战的能耐，这是我生平打过的最大一战——对，别白眼向人，你见过大场面——我鼠目寸光的，现在只看这座山这条路，东线有很多山很多路，关我们屁事，这就是该着我们去咬死的那条狗，该着我们吊死的那棵树，也许你脖子硬，就能把套索给抻断了，那你先得舍命拿脖子抻。顺便问句，日军进攻多少次了？”
我听着炮弹再次呼啸，像是大口径的家伙，这让我心不在焉，“……十来次。”
那家伙让我看他枪托上划的道，“十三次。”
炮弹落地，没有爆炸声。那家伙爬起身来，“烟幕弹。步兵要上啦。这是第十四次。”
那些七十五毫米和一百零五毫米的炮弹落在地上都没有起爆，你也看不清它们的弹体，它们只是滚滚地冒着白烟，烟雾沿地面扩张，像是有形质的烟墙。
这样的烟幕通常都表示日军步兵将隐藏在烟雾中发动攻击，有人向烟墙里零星地发射，但更多人是装上了刺刀，黑夜加上烟幕，你只能凭借肉搏来做有效攻击。
然后我看着最前端的两个同僚跪倒，咳嗽，用手开始拼命揉自己的眼睛，从烟雾中出现的戴着鬼样面具的日军无声无息地将他们刺死，在他们稍后的不辣胡乱摔了个手榴弹，也没指望能伤人，飞跑了回来。他连路都看不清了，结结实实地一跤摔进了弹坑里。
我大叫：“毒气弹！”
死啦死啦把他的防毒面具摔给了我，我扔还给他，我狂乱地翻着那个已死日军的装备，从中间找到了面具戴上。
死啦死啦在弹坑边沿叫喊：“到死人身上搜防毒面具！有面具的上！找不到的后撤！”
烟墙就快推移到他的身边，我抢过他手上的面具给他套上，把他的叫喊声全闷在面具里。然后我们心悸地看着那道从坑沿推移过去的烟墙，它重过空气，像水一样缓慢地流进坑里。
“死不了人的！他们也在烟雾里！”死啦死啦喊，然后他开始大吼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古怪歌子，多半是跟湖广土匪学的，“冲啊冲！冲得上，杨六郎！冲不上，喝米汤！”
我们看着那家伙在眼前一闪便没进了烟墙，我们也硬着头皮往毒气里冲，我们几乎跟冲进去又冲出来的他撞个满头。
“回撤！给他们屁吃！——跟我撤！”死啦死啦喊。
猛一掸眼，我们瞧见烟墙后的日军密密麻麻，排着拿破仑时代一样的阵形，挺着他们上了刺刀后快跟人一般高的三八大盖，我们再往下冲势必是撞在他们枪刺上。
我们一窝蜂回撤，被我们甩在身后的毒气里仍传来咳嗽，还有一种声音是刺刀穿透人体的声音——到哪里都有反应慢的人。
郝兽医的伤员们咳声一片，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化设备。
郝兽医站在石头后，他的伤员们身边，对着我们也对着逼近的毒气，他连块捂嘴的布也没预备，玩儿命地挥手跳脚，“伤员啊！”
于是我被踹了一脚，那当然是死啦死啦，“我去布防！——伤员！”
我脱出了跟他跑的家伙们，我们攒的伤员根本不是一个排甚至两个排能搞得定的，何况我区区一个人。我随手拖起最近的一个，那家伙挣开了——那是康丫。他死捂着自己的嘴，连话音也是闷的，“我自己能走！”
于是我拖上另一个不能走的。
郝兽医叫道：“你不能只管一个呀！”
我悲愤交加地冲他喊回去，声音大得连面具也不是障碍，“我也是伤员啊！”这倒是触了机。“走得动的自己走！拖上走不动的！”
于是我们的伤员自己行动起来，一只手的拖着没了腿的，瞎了眼的背着中了枪的，我们是退在最后的，我们一瘸一拐着，咳着，身后是那道滚滚而来的烟墙。落在毒气里的便化成了一声惨叫。我拖着我手上的伤员竭力拔步，我无法不看着那个我今生见过最迷茫的景致：我们像在与烟雾作战，被烟雾吞噬。
没能管伤员的死啦死啦并没浪费时间，他是在与毒气拉开一个安全距离后重组防线。那道几乎在山沿边草草重组的防线为我们留出了一个缺口，我拖着伤员往那里挣命。
迷龙在防线最前沿，仍是以豆饼为枪架在打卧姿射击，他把整匣子弹呈扇面扫进了烟墙里，我看着滚烫的弹壳在豆饼身上蹦跳，在百忙中冲他们嚷嚷：“豆饼都烤糊啦！”
迷龙个不要脸的用河南话替豆饼回答：“末事末事！”
他打光一匣子弹，也看不出什么成效，换弹匣的时候忍无可忍的豆饼从枪下挣了出来，炽热的弹壳被他从衣服里抖出来掉得满地都是。
他大叫：“起泡啦！”
迷龙喝道：“枪架子趴下！”
豆饼压根听不见，耳朵早被震得就剩嗡嗡了。迷龙也不废话，一脚把豆饼踹倒了架上机枪就打，豆饼只能死死捂着自己的耳朵。
我也懒得理这对儿活宝，剩下不多的体力也就够我把伤员拖进死啦死啦留下的豁口——我的同僚们蹲踞在地上，能有防毒面具戴的还不到半数，多数人只能像迷龙和豆饼那样用湿布包住了口鼻，他们子弹上膛，装了刺刀，以及放在跟前不多几枚拉了弦的刺刀。我不知道死啦死啦做过什么，但现在大伙已经沉静下来，打算用那些陈旧的武器击退那场看似无形的烟墙。
一片死寂，除了从烟墙里偶尔爆发出被刺死者的尖叫声。
我尽可能把伤员拖离这即将爆发恶战的地方，那只能是防线的后方。我身后的伤员拖拉扶携的，不是精疲力竭，而是半死不活地跟着我。
将那个半拖半背过来的伤员放在地上，我自己也几乎倒了下来。我听着我自己在面具里粗重地喘气，汗水涩着眼睛，我根本没有看周围的力气。
在死啦死啦拉出的那条单薄的防线前方，迷龙和豆饼正涕泪横流地飞跑回防线，烟墙已经逼到他们跟前了。死啦死啦已经在指挥人开枪，战争似乎打回了十八世纪，在这么一个古怪的环境下他们像燧发枪手一样放排枪以求效果。
我木木然摸了摸，枪还肩在背上，我摇摇晃晃往那边去，我身后的一个家伙正咳得天翻地覆，一边放下他拖过来的伤员。我撞在他身上，那家伙个头儿不小，又正由下而上地站起，我被他撞得趔趄着往后摔去。他一把拉住了我，然后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康丫。
“康丫？你……怎么还在拖人啊？”
康丫咳着，过一会才把面具后的我认出来，“啥事？”
我只好瞪着他的伤，他也瞪着我。
“你……没事了？”我问。
康丫过一会儿才摸了摸肺部缠得乱七八糟的绷带和破布，露出一头如梦方醒却发现大祸临头的表情，“……是啊……老子要归位了还背啥伤员……你们有良心的没？”
想起自己的伤来也就让他彻底衰竭了，他一头冲我栽了过来，我抱住那具瘫软的躯体扒拉开面具大叫：“兽医！”
我突然觉得背后生凉，我抱着康丫，转身看了眼一直没去看的身后，我忽然觉得掉进了无底深渊，并非形容，我正站在我们由此攻上的峭壁边，就这个七十多度的坡底，刚才无论是我或康丫都会一滚到底掉进怒江，对一个活人来说这与无底洞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放过几阵排枪后，也不知道烟墙后的日军倒下了多少，我们开始投弹，也许是心理作用，手榴弹的爆炸声在烟雾中听起来很闷，而且刚投出两批，烟墙就已经将我们最后防线的一部分吞噬。毒气的扩张终有其限，将我们逼至山崖边沿时它已经近乎停滞。于是我们看起来像在与上古洪荒的妖物拼刺，手上的刺刀看起来小得可怜，连失近弹的爆炸也并不显得惊人。毒气让我们和日军都沉默着，也都晕头转向着，都忘了世界上还有闪避这种战术动作，我们只是攒刺，刺中或者没有刺中，敌军刺回，刺中或者没有刺中。有时一个被刺中的同僚栽进了烟雾，有时一个被刺中的日军摔出烟雾，有时一个被毒气熏得发狂的人扔了枪惨叫，然后迅速被几支枪刺同时命中。
我在刺刀形成的防线外走动着，开枪，力求击中烟雾中鬼影一样闪现的敌军。死啦死啦、迷龙和不辣好些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烟雾把大部分被杀死的日军都掩藏了，看起来他们好像源源不断，毫无损失，我们的整条防线被一步步逼往山崖边。
死啦死啦叫着：“撤退！放下伤员！撤退！”
我愕然地看着他，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撤往哪里，而且是放弃伤员——再退两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一路滚进怒江，其他人像我一样愕然。
看起来那家伙是早有预谋的，他滑下而不是跳下那道摔断人每一根骨头的陡坡，下滑几米后他抓住了锋利如刀的茅草，他用他的毛瑟枪射击，一个中弹的日军从烟雾里摔出来，自他身边滚下山坡。我们迅速开始学习这套不要命的把戏，滑下去，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固定住自己——也不乏一直滑进黑暗里踪影不见的倒霉蛋，最后你只能听见他的躯体在山石上的撞击声——我们开始从一个近似仰射的角度上进行射击，一直铜墙铁壁一样的日军终于失去了还手之力，即使他们能在烟雾中完成装弹也很难做俯身的瞄准，那样站立于山崖之边的人实在是我们盲射也能打中的目标，一些在烟雾中没看清地形的日军干脆是从我们中间摔滚下去一路到底。
我们完全凭着本能在开枪，也无从瞄准，当从放两三枪就滚下来一个日军，变成要几个人打十几枪才滚下来一个日军时，我们开始明白一件事，这次该死的进攻又被我们挡住了，所以往下死啦死啦的振臂一呼也在我们意料中了。
“咬死他们！把咱们的地盘拿回来！”
我们都对他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见怪不怪了，只是玩儿了命的手足并用，在十二个小时内第二次爬这座该死的山，仍然有越爬离山顶越远的倒霉蛋，了不起的阿译仍属于那批倒霉蛋中的一个。
于是我又一次看着阿译从我身边滑了下去，一边挥着双手，“拉我！拉我！”
我没空理他，接着开枪——以他那个速度摔不死的。
后来我们活下来的人拼命回忆是怎么打退的日军攻击，没人想得起来——阿译说是因为中了毒气。我们心里说放屁，想不起来是因为那几十分钟里，一头野兽占满了我们的躯壳。
爬回山顶的人们一头扎进了毒气。
我们在已经开始飘散的毒气中又一次的冲撞和推擞，然后是拼刺，但这回日军连一个回合都没能撑住，这样的战争实在早超过人的承受极限，而毒气熏着我们也同样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