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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年正月，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三月，为李纲派兵击降，被杀。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现在，再来说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土地兼并与赋税繁重，往往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症结所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说两宋的赋税。宋代无地的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国家则向土地所有者（不论地主还是农民）征收两税，夏税征绢麦，秋税征粮食。此外还有“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等附加税。所谓支移，是借口将两税实物运送边地而征收的“道里脚钱”；所谓折变，是有意让纳税户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将货币折成实物，从中收取附加费；所谓和买，原意为公平买卖，也称和预买或预买，实为政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强行预购两税中的绢匹等物，后来干脆连低价也都不付，变为一种附加税。所谓和籴，就是政府以低价向民户强征两税以外的粮食。
南宋一建立，就打着抗金的旗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借口供应军用而新增的附加税中，最苛急的有三种：一是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征收的版帐钱，以两浙路最为繁重；二是绍兴二年起在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荆湖南路各州县按月交纳的月桩钱；三是绍兴五年新征的总制钱，与徽宗末年开征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有些地区的经总制钱竟达正税额的三倍之多。此外，东南地区还有二税的附加，例如和籴、和预买、折帛钱、预借。和籴、和预买是沿用北宋旧例；所谓折帛钱就是将和预买中的绢匹改征货币；预借就是提前征收明年以后的赋税，最多的甚至预借到六年以后。另据记载，江西、湖南在正税以外，还有“正耗”、“补欠”、“和籴”、“斛面”等名目，一石正税米往往要收到五六石；收税钱则还有“大礼”、“免夫”、“纲夫”、“赡军”等名堂，一缗税钱往往要收到七八缗。建炎绍兴之际的连年战争，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有江南农民来承担，不时之需，无名之敛，几无虚日，老百姓简直无以聊生。
与此同时，两宋之际空前残酷的战争破坏也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建炎三四年间，金军渡过长江，蹂躏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广大地区，加上望风溃逃的南宋官军与流窜不定的流寇集团，一茬又一茬的烧杀抢掠，硬是把农民逼上了绝路。在这种形势下，哀哭无告的广大农民只有结众自保，才是唯一生路。
唯其如此，这十年之间成为两宋农民起义的洪峰期，次数之密集，区域之广泛，在两宋是仅见的。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钟相杨幺起义。
靖康二年春，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命其子钟昂率义兵三百前往勤王，高宗南逃时被遣返原籍。钟相并没有按朝廷之命解散这支武装，而是结寨自保，抗击南下的金兵、溃兵与流寇。
建炎三年冬，金军南侵荆湖，流寇孔彦舟也盘踞洞庭湖沿岸诸州，为害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次年二月，钟相揭竿而起，建号大楚，自称楚王，建元天载（一作天战），控制了洞庭湖周边诸州十九县，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起义军也利用秘密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工具，这种宗教是否也是摩尼教尚难确定。钟相鼓吹：“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对贫苦民众是富有吸引力的，四方民众络绎前来投拜入法。
在“群盗”并起的形势下，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盗制盗的方针，即任命一些兵强马壮的流寇集团的首领为镇抚使或捉杀使，让他们去消灭其他流寇集团和农民武装。二月，孔彦舟被宋朝任命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对付钟相。孔彦舟派出间谍，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在三月的一个深夜，偷袭了钟相的大营，俘杀了钟相及其妻儿。
起义军虽受到重大挫折，但推举杨幺为领袖。他原名杨太，当地称兄弟中幼小者为“幺”，故称其为杨幺。杨幺自称“大圣天王”，立钟相之幼子为太子，很快将队伍发展至二十万人。他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在湖里建立了面陆背水的大小水寨数十个，进可陆耕，退可水战，形成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
为提高水战能力，起义军让俘获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车至三四十车的车船。这种车船形制雄伟，分二或三层，大者长三十六丈，高七丈余，可载千余人，以人踏车，以轮击水，进退灵便，行驶疾速，左右前后各设长达十余丈的“拍竿”，用来发巨石击碎敌船。车船与海鳅等战船配合，使起义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
宋朝采取剿俘并用的政策。招安虽令个别动摇者叛变投敌，杨幺却始终不为所动，为了粉碎诱降阴谋，他后来对前往招安的官员一概予以镇压。
绍兴三年六月，宋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六万，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率水师一万，与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联合进剿。杨幺诱敌深入，在阳武口（在今湖南汉寿东洞庭湖口）大败宋朝水军，崔增、吴全溺水战殁，一万水师全军覆没。而派去招安的官员，一再被杨幺处死，大半回不来。宋朝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杨幺起义军的壮大，引起两方面的重视。
其一是伪齐刘豫方面。李成投降伪齐以后，绍兴四年曾奉命派遣密使，游说杨幺“联军灭宋，分地而王”，为杨幺拒绝。时隔一月，李成又派人携官诰、金束带等前来诱降，被义军尽行杀戮，沉尸入江。关于杨幺起义军与伪齐的关系，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说法，以为两者勾结，约好李成由陆路、杨幺由水路，在两浙会合，“赴行在作过”。但坚持大义说有已然的事实可以作证，而勾结伪齐说充其量只是或然的道听途说，且未有实际的行动可以证实，即便在后来宋朝大军开赴水寨的情势下，不但伪齐绝无声援的举动，杨幺也绝无逃往伪齐的迹象，故后说不足为信。
其二是南宋方面。对朝廷来说，杨幺控制长江上游之地，阻遏漕运，独占一方，已成为与金兵、伪齐鼎足而三的心腹之患，“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到绍兴五年，南宋政府或剿灭，或招安，已基本解决了为患江南的各大流寇集团。这年五月，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以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坐镇潭州督战，命岳飞从抗金前线调来精锐部队进行镇压。
岳飞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诱降了少数起义军首领，熟知了内情，决定了对策。他先派人暗中打开西洞庭湖的堰闸，降低水位；而后名官员编制巨筏，堵塞主要港汊河道；再将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以阻挠车船的正常行驶。六月，岳飞向杨幺大营发起总攻。杨幺以车船迎战，舟轮被腐草羁绊，行进不便，欲退入港汊，又为巨筏所阻，终于被俘遇害。十几万起义军中，老弱者归田，岳飞将五六万少壮者编入岳家军。
钟相杨幺起义坚持七年之久，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但作为处于宋金之间的农民政权，长期并存似无可能，既不利于抗金大局，也不利于南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陈寅恪有诗云“妖乱豫幺同有罪”（豫即伪齐刘豫，幺即指钟相杨幺），也许正是从这种历史大格局而言的。
细说宋朝51：刘豫与伪齐
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关系上有四件大事不得不说。其一，三月，金军结束了对南宋小朝廷的追击，在还师途中受到韩世忠、岳飞军队的痛击；其二，九月，宋军在富平之战中败绩，只能退保川蜀；其三，七月，金朝扶植了“大齐”傀儡政权；其四，十月，金朝放回秦桧，鼓吹南北议和。这四件事都是宋金对峙格局基本形成的标志。前两件已在《建炎南渡》与《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中作了交代，这里且说刘豫与伪齐，秦桧放入下回分解。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最初的目标是活捉宋高宗。靖康之变时，金军把全部在京的皇族宗室俘虏北上，以后又必俘高宗而后已，用意就是将赵宋皇室的合法继承人斩草除根，然后卵翼一个傀儡政权，成为金朝的藩属国，构成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当时，新兴的金朝感到自己还没有力量控制诺大的中国，因而先是立张邦昌，继而立刘豫。
刘豫原来在宋朝任济南知府，后降金朝，受命管辖山东河南地区。建炎四年七月，经完颜挞懒奏请，金朝册立他为“大齐”皇帝，定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伪齐向金“世修子礼”，也是十足的儿皇帝。次年，伪齐迁都汴京，实行与南宋相似的制度以招徕中原民心。
伪齐建立以后，战争主要在宋齐之间进行。绍兴三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伪齐，攻占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进而控制了郑州以西、黄河以南的广大区域，直逼汴京。刘豫向金朝告急，完颜宗弼亲率大军增援，金齐联军合力展开反击。宋朝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心存疑虑，刘光世与韩世忠扬言声援，却按兵不动。李横外无援兵，内乏粮草，只得一路败退至洪州（今江西南昌），不仅丢了颍昌，连襄阳府等襄汉诸州府都被伪齐所占领。伪齐既可以溯江而上进攻川蜀，也可以顺流而下直取吴越，对南宋安危构成巨大威胁。
次年五月，南宋命岳飞出师襄汉，高宗行前警告他只许收复李横原先“所守旧界”，不许越界到伪齐领土上，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岳飞出兵不到三个月，次第克复襄汉六郡。年仅三十二岁的岳飞也因功授为清远军节度使，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吴玠之后成为第五个建节的武将。
刘豫深知，与南宋为敌是自己存在的唯一前提。绍兴四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朝派讹里朵、挞懒权左右副元帅率兵五万以为声援。金齐联军避开岳飞所在的中路战场，向东线两淮地区发动进攻。高宗一方面做好再次出逃的准备，一方面名张俊率部往援驻守镇江的韩世忠，命令从淮西前线逃遁的刘光世移军建康府。但张、刘二人畏敌如鼠，张俊借口“坠马伤臂”压根儿不肯渡江。只有韩世忠移师扬州，然后诱敌深入，在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设伏，大败金军。
金军在淮东捞不到便宜，宗弼与挞懒便转攻淮西，十二月，在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