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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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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很受民众欢迎。
  影戏已由纸影发展为皮影戏,因用羊皮雕形,比白纸不易损坏。艺人边讲唱故事内容,边摆弄人物皮影,透过灯光折射,在布幕上变化造型。故事内容也以敷演三国争战最受欢迎。洪迈有绝句说:“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形象生动的赞颂当时手影戏的高超艺术。
  杂剧出现在北宋时期,由唐代参军戏演变而来,但情节和人物都较参军戏复杂,其间也穿插一些插科打诨。角色通常有五个,即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其构成有艳段、正本、杂扮三部分:正本是杂剧主体;艳段是正本演前的小段,也称焰段,意思是犹如火焰,易明易灭,相当简短;杂扮是正本演出后的小段,可取可舍,也可以单独表演。杂剧演出时有音乐伴奏,以锣鼓为节拍。开封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五日上演《目连救母》杂剧,广受市民欢迎。遗憾的是,宋杂剧没有元杂剧那样有完整的剧本留传后世。
  南戏也称戏文,南渡以后兴起于温州一带农村,故而也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以村坊小曲演唱,起初结构简单,出场人物较少。后来传到都城临安,大为盛行。在南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下逐渐完善,演出体制与杂剧大体相近,并与杂剧并驾齐驱,标志着中国戏剧由萌芽走向成熟。宋元之际,南戏受北杂剧南传的影响,开始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成为明代传奇的滥觞。《永乐大典》收有《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据说是目前仅存的宋代南戏作品。
  再次说杂技。当时杂技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的杂技当时称为“踢弄”,广义的杂技还包括魔术、口技和马戏。
  踢弄因杂技往往不离踢和弄得名,踢的有瓶、磬、缸、钟等,弄的有碗、花钱、花棒鼓等,此外还有走索、踏跷、上竿、打筋斗、过门子、过圈子等,虽继承前代,但难度大增,惊险奇特。例如走索不仅行走索上,还在锁上担水和装神弄鬼;有的艺人还把走索与踢弄结合起来,让观众见了惊心动魄。
  魔术变幻无穷,大多离不开一个藏字,例如藏人、藏舟、藏剑等,吞刀、吐火、吃针、取眼也无非是藏,当是也叫做“藏去之术”。宋神宗时,有一人擅长藏舟,用数十人抬舟,转瞬之间大舟不见,观众莫不惊骇。南宋临安有个艺人,能演出杀人复活术,当场将人头切下,再把它装上。
  口技当时也叫做“百禽鸣”,因模仿飞禽走兽的鸣叫声而得名。宫廷的教坊乐人和民间艺人都有擅长口技的。他们模仿鸟叫,场内肃静,只听得百鸟在半空和鸣,犹如鸾凤翔集。
  宋代马戏,一方面有马术的特技表演,骑手在马上表演“立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身”等高难动作;另一方面,凡是经过训练的动物进行表演也都属于马戏,当时称为“教禽兽”,包括“教走兽”、“教飞禽”、“教虫蚁”、“教水族”等。
  教走兽有笨熊翻筋斗、懒驴跳柘枝舞、猴子演百戏、狮豹表演等。教飞禽有禽鸟认书、乌鸦下棋等。教虫蚁表演各种小巧新奇的节目,例如蚂蚁角胜,是调教黄黑两队蚂蚁,大者为将领,插旗为号,能对垒交战,偃旗归穴。教水族有鱼跳刀门、乌龟叠塔和七宝之戏等。七宝之戏是艺人一边手敲铜锣,一边呼唤动物的名称,桶内鱼、蟹等七种水族应声出来,头戴面具,边游边舞,令观众趣味横生。
  最后说武术。当时城市里有商业性的武术艺人社团,例如南宋临安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等等。拳术往往以套路形式出现,器械武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南宋已有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不少的武术表演与舞蹈相结合,称为“诸军百戏”。
  在瓦子勾栏或空地露台献演的各种武艺中,最受欢迎的是相扑。相扑也称角抵或争交,民间相扑手为谋生所作的表演,开场往往有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招徕观众,然后正式表演。女相扑手的表演一再遭到以礼法为理由的反对,但直到南宋后期依旧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两朝的市民文化也相当繁荣。辽朝宫廷已有杂剧演出,民间当亦如此。金朝灭宋,将开封的杂剧、说话、小说、影戏、嘌唱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迁往北方,这些文艺样式也在金朝广为流行。
  金朝说书人张仲轲擅长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大为走红。金代演员居所称行院,故而杂剧也称院本,即行院之本的意思。山西侯马出土有金代砖雕戏台模型,设施完善,角色齐全,栩栩如生的反映了北方杂剧繁盛的情景。传世仅见的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倒都是金章宗时代的作品。正是在金院本与诸宫调的基础上,才繁衍出盛极一时的元杂剧。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理宗即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去世时,做上了荆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
  贾贵妃去世,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入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立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持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有一次宫廷内宴,一杂剧艺人打锣不停,另一艺人说:“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前人答道:“现在的事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宝祐四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的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在景定元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细说宋朝85:贾似道
  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分别拜吴潜与贾似道为左、右相兼枢密使。吴潜已是第二次任相,坐镇中央,协调各路抗蒙,军情紧急,他往往先行决断再奏明理宗。他还力主清算丁大全余党,招来忌恨。
  理宗没有后代,打算立弟弟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忠谏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刺痛了理宗的癞疤。时值鄂州之役,忽必烈扬言要直下临安,理宗问计,吴潜建议迁都,理宗问你怎么办,他答死守于此,理宗当即抢白:“你想做张邦昌吗?”
  贾似道一方面上书请立忠王为太子以讨好理宗,一方面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在立储问题上“奸谋叵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吴潜罢相,贾似道应召从鄂州前线以再造宋室的功臣入朝。
  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任上为抗蒙做出过一些成绩。即便在鄂州之役中,除了私下求和诚为失策,他有效阻止蒙古军的进攻,也不可谓无功,连忽必烈也赞赏道:“我怎么才能有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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