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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就会立刻看到，那头养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起码知道，那只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不论是机遇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最终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那些历史人物一生中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种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我们只有承认，欧洲各国人民动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屠杀事件；还有，西方向东方进军，东方向西方进军，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两个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偶然性来解释促使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发生变化的那些琐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些琐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去空想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地、更细致地和更彻底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3
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
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对付东方军队的庞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旧有的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在进行其军事活动时，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具有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似乎凭借极其奇特的偶然机会，在使法国波动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的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而渺小、本人的撒谎本领、华而不实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丧失斗志、孩子般的冲动鲁莽和盲目自信，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他到处碰到的都是所谓的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造成他的有利形势。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未成功；他投奔俄国军队，未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去成。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军欧洲①。
①此处指一七九九年俄将苏沃洛夫率兵远征意大利，而当时拿破仑正在埃及。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这个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
正在此时，又竟无理智地莫明其妙地让他远征非洲，很自然地使他摆脱了危险的处境。这时，他又碰上了偶然的情形。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不战而降，最轻率的军事命令却取得了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他对几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竟使自己相信，认为这么干很好，很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拿破仑及其手下之辈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义——正是这种必能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者的理想在非洲获得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连瘟疫也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无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又从非洲溜走，并且连这种举动也算成他的功绩，而敌人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演出自己的闹剧，他又茫无目的地闯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朽透顶，于是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植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撒谎，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几乎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屡犯错误，但他还是被拉去参与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自己末日已到；他假装晕倒，胡言乱语，这些毫无意味的话本来可能送掉他的性命。但是，原来那么精明老练、骄傲自大的法国统治者，这时觉得他们的戏现在已经演完，显得比他更加狼狈，他们说起话来，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结果既不能保住政权，也不能将拿破仑置之于死地。
机遇，成千上万个机遇，赐给他权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协助他确立这个权力。机遇使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情愿服从他；机遇使保罗一世情愿承认他的权力；机遇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害，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机遇使昂季安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且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杀害公爵。所有这一切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力地使群众信服他有权有势。机遇使他把全力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肯定会使他毁灭，而且这个意图永远无法实现）突然改为进攻马克和他率领的不战而降的奥地利军队。机遇和天才给了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由于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全体欧洲人（仅未参与当时事件的英国人除外），尽管原先对他的罪行怀有恐惧和厌恶，现在也承认了他的权力，承认了他自封的称号，承认了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并认为这种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强在一八○五、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年几次东进，不断地增强和壮大，好像是在估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以便对行将到来的运动作好准备。一八一一年法国组成的联队同中欧各国的人丁汇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替军事领袖制造舆论、进行辩护的势力也不断增强。在准备大规模运动前的十年中，这位领袖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原形毕露，无力对抗拿破仑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向这个伟人阿谀谄媚；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位大人物把公主请进床帏是莫大的恩宠；教皇，各国人民的神圣保护者利用宗教来抬高这位伟人的身价。与其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准备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周围的人让他承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和小小的诈骗行为，都立刻被他周围的人说成是伟大的楷模。日耳曼人为他想出的最好庆典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是个伟人，连他的祖先、兄弟、养子和妹夫都很伟大。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要为了使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性，准备让他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准备好了，兵力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的矛头指向东方，并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沦陷，俄军的损失比敌军先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木历次战争所受的损失还惨重。但是突然使他从一系列胜利走向既定目标的偶然和天才消失了，出现了无数相反的偶然——从他在波罗底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以及焚烧莫斯科之火。同时，天才也不见了，代之以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逃跑了，不停地往回跑，一逃再逃，如今一切机会和偶然都不是帮助他而是同他作对了。
自东向西的一次逆向的军事行动现在发动了，它同原来自西向东的运动十分相似。在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前，一八○五年、一八○七年、直到一八○九年也有自东向西的同样行动的尝试，也同样组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也有中欧各国的参与，也有中途动摇，也是越接近目的地行动的速度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可怜和可惜。但是，一个莫明其妙的偶然机会又出现了。盟国仇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灾难的祸根。拿破仑被剥夺了权力，他的罪恶和奸诈，受到无情的揭露，人们理应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看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然而，由于某种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有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被遣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小岛上，并让他管辖小岛，又给了他卫队，不知为什么还送给他几百万金钱。
4
各国之间的军事行动的波涛在岸边停息下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儿，并且以为是他们平息了军事活动。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是由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预料各国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次风浪并非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旧来自运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手段，没带一兵一卒，只身回到了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遇，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他们还在咒骂、一月后他们还要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胭脂，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自己演出的悲喜剧，在已经用不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他还在耍诡计、说谎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人们看作是权势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只引导着他的无形的手。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请看，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