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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所有的心理症患者都晓得自恨的结果；感到罪恶、卑下、束缚、痛苦。至少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已产生这些痛苦的感觉与自我评价，同时即使他们有一丝知觉，也会被心理症的自负所遮蔽。他们并不因感到被束缚而诉苦，反而以能“不自私……去私欲……牺牲自我……责任的奴役”等为傲；这些或许能掩饰反抗自我的众多现象。
我们从这些观察中所得到的结论乃是自恨本质上是种潜意识的过程，在上次的分析中，我们曾注意到病人并不知这种冲突的存在。其根本理由是大部分的过程都已被“外移”了，例如，自恨的表现被认为并非产生于个人与自己之间，而是产生于个人与外界之间。我们可以约略地区别自恨的积极与消极“外移作用”；前者乃是力图将自恨导向外界以抗拒生活、命运、风俗或人们。后者之憎恨乃停留于对抗自我，但却又被觉察与感受系来自于外界。在这两种方式中，内在冲动的紧张性因转变为人际间的冲突而告消减，下文我们将讨论此种过程所可能表现的形式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此地之所以介绍它，只因为自负的许多变化可以很好地加以观察并以其“外移作用”的形式来描述它。
自恨的表现实与人际关系中憎恨的表现相同。用记忆犹新的史例来说明后者，即希特勒对犹太人之怨恨，我们知道他邪恶地威迫与控告他们、屈辱他们、公开玷辱他们、用各种形态与方式剥夺并摧折他们，他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最后则全面的折磨并杀他们。在日常生活、家庭，或竞争者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憎恨正以更公开或更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将研究自恨的主要表现及其对个人之直接影响，一切的表现都已被大作家观察到了，而个人所能提出的大部分资料，自弗洛伊德以后，在精神医学文献上曾被描述为系自责、自贬、自卑感、无能享受、直接之自毁作用、被虐待狂等等的倾向。然而，除却弗洛伊德“死欲”的观念及弗朗兹·亚历山大与卡尔·梅宁哲的附加阐述外，似无一广泛的理论可以说明所有的这些现象。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提及与此临床现象相似的资料，但他仍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因此，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以及有关的治疗也就随之而完全改变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不失详尽，我们先区别自恨所产生的六种样式或表现，但需记得他们彼此间有重复之处。略言之，他们是对自我冷酷的需求，残酷的自责、自卑、自摧、自苦与自毁。
在前一章里，当我讨论对自我的需求时，我们将此视为心理症患者为修正自己，使自己变为理想自我的手段。然而我们也已经说过，内心的指使构成了一种强制系统，一种暴行，而当人们无法完成他们时，可能就会报以休克或惊慌的反应。在此种场合下，我们更能完全地了解何者说明了此种强制性，何者迫使“努力尝试”如是激昂地顺从内心的指使，以及为什么对“失败”的反应会如此的剧烈？“应该”之被自恨所决定一如被自负所决定一样，当无法达成他们时，自恨之愤怒就会因此而爆发。他们可比之为拦路抢劫，其中抢劫者持左轮手枪指着被抢者说：“将你所有的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就抢劫本身的行为而言，可能要比他所说的两种要求要来得较为仁慈些。被威吓的人藉顺从而自救是可能的，但“应该”却无法被满足。同时，就死亡的结局而言，被射杀似乎远比苛且活在自恨的痛苦阴影中要较为不残忍，在这里引用一封病人的信：“他的真我被心理症所遏制，此种心理症就像是他原先为了用来保护自己而设计的法兰克斯坦巨兽。然而，你活在极权国家里与活在私自的心理症中是几无差别的，无论你偏好那一种方式，最后都必丧生在一集中营内，这个集中营的主要目的在于仅可能痛苦地破坏自我。”
事实上就特性而言，“应该”乃是自毁的，至今我们只知道其破坏性的唯一一点：“应该”将人置于狭窄的紧衣之内，剥夺人内在的自由。即使他想将自己塑造成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也只有当他牺牲了他情感与信仰上的自发性行为及其真实性时方有可能实现。实际上“应该”就象政治暴行一样，目的在泯灭个性，他们创造了一个类似斯汤达尔在《红与黑》一书中所描述的巢窠一般，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人的思想与情感都受到怀疑，它们（指应该）需要绝对无疑的顺从，甚至于连这种服从都被觉得不是顺从。
此外，许多“应该”在它们的内涵里表现出了自毁的特性。我很喜欢举出三种“应该”以为说明，它们都是在病态的依赖性情况下所产生的，就那种情况而言，我可详尽地加以说明：我应该伟大得足以完全忘却发生于我身上的事，我应该能够使她爱我；以及我应该为“爱”而完全牺牲一切！这三种“应该”结合在一起，势必会使病态的依赖性长存不灭。另一“应该”，需求一个人为其亲戚、朋友、学生、雇工等等负起全责。他应该能解决每人的问题，而使人迅速获得满足。这暗示着只要任何事情出了毛病，都是他的错误。如果有位朋友或亲戚因某些理由而诉苦、受批评且由此感到烦恼，或不满意或想要获得某些事物，则这种人会被迫而变为无助的牺牲者，他必定会感到自己有罪且必须将每件事妥善办好。引用一位病人的例子来说，他就像是盛夏旅馆受困扰的经理：客人永远是对的。任何不幸，事实上是否真是他的过错，这都已无所谓了。
最近有本法文书《目击者》将这种过程描述得真是淋漓尽致。主角与他的弟弟去航；木船漏水了，正好暴风来袭，他们因此不幸地翻覆而沉没了。因为弟弟有条腿受伤，所以无法在汹涌的海浪中浮游，他注定要被淹没了。书中的英雄（主角）于是便扶着弟弟力图游向海岸，但他很快地就了解了他无法这么做。因为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可行，两个都淹没或者英雄自救。他很清楚的了解到这种局势，于是他决定自救。然而他同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谋害者一般，对他而言这念头是何其地真实，因此他确信别人一定会将他当做谋杀者，但他的理由并无用处且不能发生作用，因为他依着在任何情况下他应该负责任的这个前提而行。的确，这是种极端的情势，但这英雄的情绪反应正确地说明了当人们被此种特别的“应该”所驱策时心中所怀藏的感觉为何。
个人也可将对自己有害的工作加诸于自己身上。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一书中便可找到此种“应该”的例子。拉斯尼克可夫为了证明他具有拿破仑的能力，遂觉得他应该能杀掉一个人。就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所明确表示的，除了拉斯克尼可夫对世人的多种愤怒外，没有一件事会比“杀害”更使他仁慈的灵魂感到可厌了，他必须欺骗他自己去完成这件事。他在实际上所感觉到的表现则出现在一个梦中，梦中他看到一匹瘦弱饥饿的马，正被人个醉酒的农夫迫着去拉动它不可能负担的重载，而且它被那农夫残忍不仁地鞭打着，最后被打死了。拉斯克尼可夫看见了此种情形，马上亲自匆忙而充满同情地奔向那匹马去。
这个梦出现于当拉斯克尼可夫处于强烈的内在挣扎之时。他觉得他应该杀人，但也觉得那是件极度令人厌恶，以致于他简直就无法真的去做的事。在梦里，他了解他逼迫自己去做对自己而言乃是不可有之事，一若要那匹马拉动重载一样，乃是残忍不仁的，醒后他不觉感触万千，于是决定反抗屠杀。但他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希求不久又很快地占了上风，因为那时他的真我已无力抵抗它了，一若饥饿的雌马反抗残忍的农夫似的。
使“应该”变为自毁的第三条因素乃是自恨，这个因素比其他的因素更能说明“应该”的强制性。当我们违背自己时，可因自恨而转变为对抗自己。有时此种关系甚为清晰且易于建立。一个人如果无法像自已所感觉的那样聪明有用，则他会像目击者此一故事中所述的一样，充满了无理的自责。更常见的是，他根本就不晓得这种违背的存在，但无形中却会感到低落、不适、疲倦、焦虑或急躁不安。我们可以想想前此所举过的例子，有位女人，因为无法爬到山顶而突然变得怕狗。其先后关系如下：首先她先感觉到放弃继续往上爬乃是一种失败，因为她必须要能支配一切（这种失败的感觉仍是潜意识的）。其次，她潜意识地自责，于是表现出了自责的反应，亦即感到无助与害怕，接着她开始对此种情绪的过程首先有所知觉。如果她未曾分析她自己，那她对狗的害怕依旧会是件迷惑的事，因为此种害怕与先前所发生之事并不相连贯。在其他的例子里，有个人的意识里只能知觉到他用以保护自己免于自恨的特殊方法，就如解忧的特别方法（购酒或痛饮）。他之觉得被他人所欺骗（消极的“外移作用”），或是待人暴躁（积极的“外移作用”）。我们有充分的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了解这些自我保护的企图是如何产生的。关于此点，我仍想先讨论另一种类似的企图，因为这种企图易于被忽略，而且可导致无可治疗的绝境。
这种（努力）企图乃是当一个人在潜意识里了解他不可能达成他的“应该”之时所发生的。于是一个富理性且相当合作的病人，也许会变得激动而陷于如同感到被人与事情所虐待似地狂饮不已的境域里；譬如，他会觉得，他的亲戚剥削他，他的老板不公平，牙科医生弄糟了他的牙齿，精神分析对他无益等等。他也许会痛骂分析者而且在家里可能会大发脾气。
为了了解他的烦恼，我们所想到的第一个因素，乃是他对某些特别的考虑做了坚决的要求。依其特别情势，他可能强调在办公室里他应得到更多的帮忙，坚持他的妻子或母亲要让他独处，要他的分析者给他更多的时间，或者坚持他的学校要格外厚待他。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乃是对于他疯狂的要求与对挫折加以谩骂的此种感觉。但当他热衷于这些要求时，就会增加他父母的暴怒。他也许会变得更公开地表现出敌意。只要我们细心地听，就会发现贯穿他的谩骂谈话中的主题。他仿佛说：“你很笨，你不知道我真的需要某些事物吗？”如果我们记得要求乃是因心理症的需要而生时，则我们可以发觉，要求之突然增加乃是警告着一种相当紧急需要的突增。由此出发，我们便有机会可了解病人的悲痛何在。也许会得到某种结果，虽然他不知道自己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