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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苦就另一方面而言，乃是自恨的必然产物。不管心理症患者试图鞭策自己追求无法获得的完美，或激烈地谴责自己，或轻视、摧折自己，他都真确地折磨了自己。使自苦在自恨的表现中成为分立的另一类，包含了使自己受苦的意向。当然对于每种心理症的痛苦病例，我们必须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譬如，要考虑自疑，它们可起于内在的冲突，而且表现在无目的与无结论的对话中，此种对话乃是病人用以防护自己以对抗自己的自责行为；它们也可能是自恨的表现，而针对着他所置身的不定的处境中。事实上，它们可以是最痛苦的，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或甚至于比他还差──人们可被“自疑”吞噬。无疑地，虽然我们必须分析之所以发生此类情况的一切理由，但它们是不是也构成了一种对自苦的潜意识意向？
另一种与此相同的特性：拖延。就我们所知的，许多因素都会造成某种决定或行动上的迟延，如一般的惰性或无能力作主都是。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愈积愈多的，而使自己将极多的痛苦加储于自己身上，在此我们偶会匆匆一瞥地忽略了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当他因拖延而不曾导致到不悦或祸害的地步时，他将会满怀喜悦的告诉自己：“它给你权利。”但这仍非意味着，他因被驱策去折磨自己致有所拖延，而是代表一种“幸灾乐祸”，这是对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虽然至今我仍无法从中发现主动折磨自己的迹象，但却可看出那种因眼看别人局促不安与痛苦所表露出的喜悦表情。
要不是有其他观察足以显示主动自我折磨的驱力作为辅证，则我所谈的这一些都将无法成为定论。在某些自我吝啬的方式中，譬如病人发觉他的琐碎节约，不只是一种“抑制”而且特别能满足自我的要求，有时几乎已经近乎是一种爱好。于是有某些患有忧郁症嗜好的病人，不只具有忠实于神的恐惧，而且还用相当残忍的方式来打击他们自己；于是对他们的感觉而言，轻微的喉痛变成了结核症、胃不舒服成了胃癌，肌痛变为脊髓灰白质炎，头痛变为脑瘤，焦虑变为精神狂乱；这种病人经历了她所谓的“中毒过程”，在初现轻微的不安与失眠时，她会告诉自己现在她又进入了另一种新的恐慌循环中，于是以后每天晚上这种症状会变得日趋严重而致无法忍受。可将此种最初的恐惧与雪球相比，它就像继续不断地将雪球堆成大雪堆，最后因崩陷而掩埋了自己一样。在她那时所写的诗里，她说“甜蜜的自苦乃是我满心的喜悦”在这些患有忧郁症的病人中，一项导致自苦的因素可被分离出来；他们觉得自己应拥有绝对的健康、宁静与勇敢，任何些微与此相反的病状，都会使他们转为残忍地攻击自己。
此外，当我们分析一个病人的虐待幻想或冲动时，我们会发觉这些可能是因他对自己的虐待狂冲动所引起的。有时某些病人会有折磨他人的冲动或幻想，其对象大多数是小孩或无助的人。例如，有位驼背的仆人名叫安，他与病人一同住在公寓中。病人一方面因强烈的冲动，一方面则因感到被这些冲动所困扰而感烦躁，安相当友爱且未曾伤害过他的情感。病人在虐待幻想发生前，已常常对她的身体畸形感到厌恶与同情，而他认出这两种情感乃因他将那女孩看成是他自己所产生的。他的身体强壮且健康，但当他遭到精神纠葛变得无助或充满歧视时，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形同跛子一般。当他第一次注意到安正不由自主地在实力工作与擦地板时，他就开始产生那种虐待的冲动与幻想。虽然安天天都是这么辛勤地工作，但他却只有在他意识到自己的自谦倾向以及自负在耳际隆隆作响时，他才会观察而感觉到这情形。
因此，折磨她的这种强迫性欲望被解释为：其实是一种为折磨自己的冲动的积极具体化（外移），这使他产生一种凌驾弱者的震颤感觉。于是此种积极的欲望便减弱而变为虐待性的幻想，同时当他的自谦倾向以及对此种倾向的厌恶感变得更为显著时，这些幻想也就因之而消失了。
我不相信一切虐待性的冲动──或行为──都只是源于自恨而产生的。“自苦”驱力的“外移”现象很可能便是促成这情形的因素，无论如何，这种关系常常会引起我们去注意它的可能性。
在其他病人中，对痛苦的恐惧有时虽毫无外在的激发原因，但同样也会发生，有时当自恨增加时，他们也会发生，而对自苦驱力之被外移表现出恐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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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由此发现被虐狂与性行为及幻想。让我们看看那种深自以为是堕落且残酷地折磨自己的手淫幻想：手淫常会伴有猛抓或掌击自己、拔发、穿紧鞋走路、装成痛苦且扭曲的姿势等的行为出现；而此种人在进行性行为时，他便必先受斥责、鞭打、绑着或强迫他做低贱的或令人厌恶的工作，方会达到性的满足。这些实例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我相信至少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种类，一种是病人由折磨自己且由此取得报复性的快乐；另一种则是病人被认为是堕落的自我，而只能循此途径以获得性满足（理由以后将会讨论）。然而，有理由相应这种区别只对意识的经验而言才是正确的──事实上病人常是折磨者也是被折磨者，他既可从被堕落之中，又可从堕落自己的行为中获取满足。
自恨最后必会导致纯粹或直接的“自毁冲动或行为”的极端。这些也许是急性的或是慢性的、公开且激烈的或是隐微的、缓慢而苦恼的、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表现于行为中或只在想像中实现，他们可能是有关小的或大的问题，最后的目标则在于身体上、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自毁。当我们考虑了这些可能性后，则自杀并非是难解之迷。我们可用很多方法毁灭我们生活中所必要的事物；自杀简直是自毁的最极端、且最终极的表现。
针对身体的自毁是最易观察到的，此种行为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实际的伤害，且大都是局限于精神病患者而已。在心理症患者中，我们可发现轻微的自毁举动，这些举动大部分表现于“坏习惯”中──如咬指甲、抓、拔发等等，但有时却与精神病患者相反，突发性的严厉伤害冲动可能只停留在想像中，而且似乎只发生于那些生活于想像中的人身上，这些人轻蔑现实（当然也轻视他们自己的一切实况）。这些冲动通常出现在瞬息的意识之后，整个过程有如闪电般地快速进行，因此我们只能由分析中，了解过程进展的顺序与结果：他们会突然敏锐地发觉到某些缺点后（爆发性而且迅即消逝地），随即产生一种伤害双眼、刺激伤喉咙或用刀刺胃或将肠子切成碎片的剧烈行动。这种典型的人有时也会有自杀的冲动，譬如从阳台或悬崖跳下的冲动。这些冲动似乎也是突发性的，因为可能很快地便会消失，所以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另一方面，由高处往下跳的冲动可能是突发而强烈的，而使人必须紧抓住某些物体以免下跳或屈降，否则此种冲动可能会导致实际自杀的企图。尽管如此，这种人并没有断然一死了之的真正意念。相反的，他想由第二十层楼跳下，然后拾起自己回家里去。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通常依其他的附带因素而定。假设我也是个不正常的人，那么一定没有人会比他自己还更惊讶地发现，事实上他已真的死了。
对于许多更严重的自杀企图，我们必须很快地联想到深陷的“自我脱离”现象。然而，通常那种“并非真正想死”的态度，在自杀的冲动或失败的企图中所表现的，会比一般有计划的或真正有企图的还更具特征性。当然总有很多理由导致这些行动，自毁的倾向乃是这些理由中最常见的一项。
自毁的冲动也可能是潜意识的，它可能以鲁莽地驾驶、游泳、攀高、或不顾身体之无力仍横冲直撞而表现出来。我们已晓得病人本身，并不觉得这些举动是鲁莽的，因为他具有“不可被侵犯”的要求（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很多例子中，这都是一项主要的因素。然而，我们总得了解还有其他可能性会产生自毁的驱力，特别是当“无顾实际危险”的心理占了激烈的比例时。
最后，我们还可发现有些人潜意识地，但却有计划地藉着狂饮或药物来损害自己的健康，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如定期需要麻醉剂──加入了作用。在巴尔扎克所作的斯特芬·茨韦克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才的悲剧，他被“悲惨地渴求魅力”所驱策，而用过度工作、不重睡眠、与纵饮咖啡来损害自己的健康。的确，巴尔扎克对魅力的需求使他负债累累，因此他的过度工作部分是因错误的生活方法所致。但我们必须证实，在这一例子里，自毁的驱力是否也加入作用，而导致了最后的早夭此一问题。
如同前例，在其他的例子里，身体的损伤偶而会发生。我们都知道在“恶劣的情绪”下，我们更可能杀伤自己，走错阶梯而摔下，或捏痛自己的手指，但是如果当我们过马路而不当心车辆，或驾车而不注意交通规则时，就会造成伤亡。
最后，自毁在官能疾病中的附带作用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对于心身之间的关系已了解得更多了，因此我们便很难于完全正确地将自毁倾向的特殊角色孤立起来；当然每一位好医师都会知道，在严重的疾病中，病人对于康复、活着或死去的“愿望”是极其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就某些方面而言，精神力量的效用可为很多因素所决定。目前我们只能断言：不管是在康复期、病发期或疾病恶化期，都需慎重地考虑身体与灵魂乃是一体的，以及自毁可能会产生的附带作用。
针对生活方面的某些价值所做的自毁，可能会造成不幸的灾祸（或意外）。在黑达·加伯乐一书中，Ellert Lovborg遗失了先前的原稿就是一例。易卜生在Lovborg中描述出破坏的反应与行为的高潮。最先，在他稍微怀疑他的忠实朋友Elvstedt太太后，他试着藉狂饮以破坏他们的关系。但当酒醉时，他遗失了他的原稿，后来遂在妓院里自杀了。就较轻微的一面言之，这些情况也可能使人在测验中造成遗忘，或对于重要的晤面迟到或酒醉。
精神价值的破坏，最常经由其反覆性而袭击我们。一个人正当即将成功之际，却放弃了追求，我们姑且认为那种追求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但是当同样的过程三次、四次或五次地重复发生时，我们就必须找寻更深的决定因素。自毁常是这些因素中较为显著的，虽然它比其他因素更为隐匿。他对它根本全然不知，他一味地想要破坏他的每一个机会。这也可引用在他另一工作或另一亲戚关系濒于绝境之后，他失却或放弃了工作抑是某种关系。在后二者的情况中，他似乎总像个“无辜”的牺牲者或是个对别人而言乃是愚笨的忘恩者。事实上他所做的，乃是经由长期对于人际关系的过分操心，而导致他十分恐惧感的结果。简言之，他常会将他的老板或朋友逼到使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地步。
当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关系中的表现后，我们就可了解此种重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