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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乃是一项更为基本的要因，因为它增添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如果我们现在想像一个人若无法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框”，所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我们会更明确地了解上述的意义。在此种病症中，病人会有某种冲突，但不致于为这辗转反侧；他的自信心（正如此词之意，需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不致完全毁减；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内心仍未与他们脱离。因此，“脱离自我”的人大都需要一种能他支持的东西（如果说此种东西乃是真我的取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此物根本就不存在），亦即需要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而不在乎身体的衰弱，这给予了他一种权力与意义的感觉。
假设他的“内在条件”并未改变（仍生活在某种适宜的环境），他就用不着上述所列举的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马上满足所有的这些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而且潜意识的，“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些种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一变而成为英雄、天才、至情的爱人、至高的圣者、神明。
“自我理想化”离不了“自颂”，它带给个人相当需要的意义感及凌驾他人的“优越感”，但决非盲目的自大，每个人都经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形象”。若不是幻像具有“人格特质”，那他就无法得到一种“本身”及“统一”的感觉。他一开始就将他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使顺从变为善良、爱与神圣；攻击变为力量、领导力、英勇与全能；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根据个人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对此加以修正。
他将会利用下述三种方法之一去对付他的“矛盾倾向”。此种倾向或许会在暗地里为人所赞颂，也许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会稍现端倪：就一个认为爱情不该懦弱的急进分子而言，其理想的形象不只是一个穿著金光闪烁的战甲的武士，而且也该是个大情人。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赞颂外，也会由人的意念中被孤立起来，而不致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自己乃是人类的恩人，是个相当沉著的智者，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这些都是自觉的；不但是“非矛盾”的，而且是“非冲突”的方法。史蒂文生（Stevenson）在其著作《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中即已提过。
最后，因为“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所以它是复杂人格中合宜的一部分。我已在他处（我们的内在冲突）举过一例，一个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基督的美德，将攻击的倾向转变为珍贵的政治领导能力，脱俗孤立转变为哲人的智慧。因此这三项基本的冲突立刻被美化，而获得和谐。
结果会促使自己去模仿那理想的、完美的形象，而不再是暗地里向往的幻像；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为这个形象：“理想的影像”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理想自我）。此一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还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之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迫切需要。此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外在的显著变化；这完全是内在的改变，一种他自己本身所感觉到的改变，它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特别奥妙的进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小猎犬身上，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的人的身上。虽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正常的过程总是朝向真我而奋斗，但他目前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要舍弃它。“理想自我”开始告诉他能够做的、或应该做的实况或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觉”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站在不同的观点，我主张称“自我理想化”为“广泛的心理症解决法”──不只用以解决个人的冲突，而且可以满足在某一特定时候所发生的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可以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感到失落、焦虑、卑下及分裂），而且还可使他获得他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无庸置异，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法后，为了他可贵的生命，他会去坚守它的；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当我们对于此种解决法的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再讨论“强迫性”（pulsiveness）的真义】。在心理症中，“自我理想化”之经常出现，乃是由于在易于造成心理症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经由“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探讨早期人格发展的合理（必然）结果，与未来发展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运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没有一步比“舍弃真我”更合逻辑。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践“理想自我”之上所致。此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对人格具有“塑造力”的转移方式。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指使”，而使其能溶于个人的生活圈中。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望──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望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行动在加以证实。它突破了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来为它命名，即是探求荣誉（search fro glory）。“自我理想化”依旧为其核心，其作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多少总是存在的；那就是为求完美的需求、心理症的雄心以及报复胜利的需求。
在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力中，“需要完美”乃是最根本的；它的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匹格玛琳【匹格玛琳为希腊雕刻家，与他所刻的雕像发生了恋情，于是后人逐称病人与自造的物体热恋为pygmalion】，心理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形象中的完人；他藉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一目的。因为这种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三章再加以评论。
“探求荣誉”其组成元素中，最明显的是“心理症的雄心”，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就的驱力。此种追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追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有力地被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下，易于表现优越的事情上。因此，这种雄心其内容在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有人会觉得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乃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慢慢地，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种爱的女孩多次地约会，然后，也许会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想要显名政界而感到困扰，这些变化便甚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决心做个体育健将或战地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决心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可能会相信他已“失去”了雄心，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之舟”，只是改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看出了一项事实──受雄心掌握的人们，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漠不相关，而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则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为了这项讨论的目的，特别的“雄心”所垂涎的特殊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人注意的。而其特征乃在于自己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最出色的健谈者，拥有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是否为名作家或是最擅长穿著者这类的问题。然而雄心的目的为何，系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异。简而言之，它可能是在于增加权力（管理权、次于王权之权、势力或操纵力），或是增加威望（名誉、赞赏，声望或崇拜与专宠）。
这些“雄心的驱力”，比较上来说，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此说乃是正确的：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而这些驱力似乎也来得较为实际，因为很幸运的，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都能确实地获得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觉得此种徒劳追求所带来的整个震击力。他们变得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或生活的情趣。为了补救他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于是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乃是全属虚幻不实的。
由于我们系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所以上述的评论听来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很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精益求精，改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乃是“天性”。然而，在竞争的传统习俗下，所引起的对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事实上，并未减少人们的心理症特质；甚至于在竞争的环境 下，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成熟的价值观──就大多数人而言，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还来得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服复的胜利”的驱力。它也许和追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力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此，则其目的必在于使人蒙羞或藉着给人事功而征服或战胜他人；或藉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筑在那些受辱者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为求优越的驱力，也许会归于幻想，而且这种“报复的胜利”的需求也会自然地表现于人际关系上，而产生使人降服，挫折、智取或打败他人的这些不可遏抑的冲动。我称此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即因此种驱力乃是为了要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而来──此一冲动在晚期“心理症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地增强。这种晚期的增强，可能系为使“服复的胜利”的需求变为追求荣誉的因素而发生的；此种驱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其间差异甚大。大多数人只在短期内知道或认识此种需求；它有时会公然出现，但后来却变为隐含于生活中的主动动机。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幻想着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