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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心目中，它赦免了一切──他的需求、他的暴躁、他心情的沮丧。痛苦不只平息了他自己的自责【亚历山大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受惩罚的需要”（need for punishment），而且举过许多的实例，这乃是了解心灵内的过程之一大进展。然而我的观念与亚历山大略有不同。我认为藉痛苦以免除心理症的罪恶感，并非所有的心理症患者都是这样的，而只是自谦型的人才会特别如此。同时，给与他一般的痛苦似乎仍无法使他自觉到再不会有犯罪感的感觉。他“内在暴行”的指使是何其多何其坚固，因此他不得不再违犯他们】，而且也避免了别人可能的谴责。此外，他为求原谅之需要，转变为要求，他的痛苦让他有权得到别人的“谅解”。如果别人仍是一味地吹毛求疵，则他便是残酷无情的。不管他做什么，都应引起同情与求助的愿望。
痛苦也以别一方式而让自谦的人免受刑责；它供给他不能真正地过好生活以及无法完成雄壮目标之所有藉口；虽然如同我们所见，他焦虑地规避野心与胜利，但为求成就与胜利的需要，依旧会产生。他的痛苦让他在心目中藉着──潜意识或意识地──维持超凡成就的可能性，使他得以保全面子，而非让他受苦于神奇的疾病之中。
最后，心理症的痛苦也会惹起用瓦解自己的想法，或潜意识里将这么做的决定来玩弄自己。如此作为的吸引力，无疑在悲痛的时期来得较大，而且是自觉的。更常见的，在这段时期只有反应的恐惧会达于意识之中，譬如精神的、身体的或道德的衰颓之恐惧、或不精进的恐惧、或恐怕太老了而无事可为。这些恐惧表示：一个人较健康的那一部分，希冀能过着完整的生活，且对另一专意瓦解的部分报以恐惧的反应，此种倾向也可潜意识地作用着。个人甚至于还未曾了解到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已遭受到损伤──譬如，他较不能做事，较怕人们，意气较消沉──而直到有一天，当他突然觉察到自己日渐衰颓与使他如此衰颓的原因时，他才能醒悟过来。
在悲痛的时期中，“被毁减”之感对他可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成为逃避一切困难的方法：放弃对爱情的无望奋斗与为满足矛盾的“应该”之激昂企图，而藉着接受失败使自己从自责中解放出来。它也是吸引他经由消极（不抵抗）以求解决的方法。它不像自杀倾向那么积极，此种自杀倾向极少会发生于这个时期。他全然地停止奋斗而听任自毁的力量自然发展。
最后，在残酷世人的攻击下，“瓦解自己”对他而似乎是个终极的胜利，它可能采取“死在攻击者的门阶上”此一形式。然而更常见的，并并非是真正的痛若，而只是意欲羞辱他人，且藉此提出要求而已。它愈陷愈深，因此变得更为危险。其本上，在病人的心目中它代表一种胜利，尽管这可能是潜意识的。当我们在分析中将它揭露时，我们可发现到被那种混乱的部分真实性所掩护着的一切事项，如柔弱与痛苦的荣誉化。痛苦本身变为是高尚的证明，生活在卑鄙的世界中，一个敏于理解的人除了瓦解自己外又能做些什么？他倒底是应该奋斗与维护他自己？或是因而卑屈自己以同流合污？他只能宽恕他人而用殉道者的冠冕荣誉来埋葬自己。
所有“心理症的痛苦”的这些作用，说明了它的固着性与深度，它们（作用）都因整个结构的极度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只有针对此种背景方能了解它们；就治疗的说法而言：在他的整个性格结构中，若无根本的改变，则他绝对不可缺乏它们（痛苦的作用）。
为了了解自谦的解决法，则不可不考虑其全貌；整个人格发展史以及整个他在任何特定时候所进行的过程。当我们简短地对有关此一主题的理论做一研究后，我们可以知道理论的不当，主要是因为他们片面地将焦点集中在某些方面，譬如，片面地重视心灵内或人际间的因素。然而，仅从这些方面的任何一面观察，我们都无法了解其动力变化，除非我们完全了解了人际间的冲突导致了特殊的心灵内之变化此一过程，而心灵内的形象不但依据人生关系的旧有方式而定，且可改变人性关系的方式。它使他们变得更具强迫性与破坏性。
此外，像弗洛伊德与卡尔·梅宁哲的某些理论，都过度注重明显的病态现象，如“受虐狂”的变态，耽溺于罪恶感，或自找的痛苦。他们忽略了与近乎正常者的倾向；的确，战胜人们、亲近别人、生活于平静中等等需要，乃因柔弱与恐惧而决定，因此是不分皂白的，但它们也包含了正常人态度的根源。譬如这种类型的谦逊与他们卑屈自己的能力（姑且承认他的虚伪基础），似乎比攻击、报复类型之炫耀自大还更接近正常者。这些特质仿佛使得自谦的人较其他心理症患者更像“正常人”，此地我并不谈及他的防卫，正象刚刚提到的倾向，起始于他与自我的脱离，而引发更进一步的病理发展。我只想说明，如果不了解他们乃是整个解决法的内在部分，则必定会导致整个过程的错误解析。
最后，有些学理过度偏重于心理症的痛苦上──这真的是主要问题──但却将痛苦与所有背景割离了。这必定会导致施于战略设计的不当压力，因此，阿德勒视痛苦为引人注意、逃避责任与获取不正直的优越之工具。狄奥得尔·赖克【】将坦率的痛苦强调为取得爱情与表现报复的手段；法兰兹·亚历山大强调痛苦具有移除罪恶感的作用。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根植于实际的观察，不过，因为未曾深入整个人格结构中，所以才会得到像一般为大家所相信的但却仍大有商榷的看法，以为自谦的类型纯粹在于想要受苦，或者只在悲痛时，才会觉得快乐。
能了解整个病况过程，不只对于理论的理解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者对待此种病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由于他们隐伏的需求，以及他们那种“欺诈心理”的标记，他们极易表现出愤恨的态度，但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同情的谅解。
第十章 病态的依赖性
追求“人格的统一”乃是心理症患者梦寐以求的；特别是自谦的类型，他们使自己屈服于某人，而与其兼并，以求得“人格完整”的感觉，并解决分裂性的内在冲突；于是舍弃自我以顺从他人变为他们行为的表征。
解决自负系统的内在冲突的三种主要解决法中，“自谦”似乎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种，它除了具有每一种解决法的缺点外，还会导致那种比别人更不幸福的主观感觉。自谦型的真正痛苦可能并不比其他的心理症来得大，但他却会更常主观地觉得自己比别人还凄惨，因为痛苦为他担当了许多作用。
此外，他对别人的期望与需求，也形成了对他们的巨大依赖性，而且，虽然各种强行的依赖性都是痛苦的，但这一种却特别地不幸，因为他与别人的关系不得不因此而被分离。不过，爱（仍旧就其广义而言）仍是唯一能给他生活予真实内容的东西。就＊欲性的爱其特殊意义而言，“爱”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相当特殊与颇具意义的角色，因此有关它的陈述应专章予以讨论为宜，虽然这样无可避免地会导向某些重复 ，但它也给了我们较好的机会，以更清楚地了解整个心理症构造的某些显著因素。
乐欲性的爱诱发了此种类型，且被视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成就。爱必须是而且是通往天国之＊，那儿毫无悲痛；不再寂寞；不再感到失落、罪恶与无用；不再为自己负责；不再与残酷的世人力争自感无望之物。于是爱似乎预示了保护、支持、情爱、鼓动、同情、谅解等意义；它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给予他生活上的意义，它是一种助援或补救。因此不足为奇的，他常会将人们分成有产的与无产的，并非就经济与社会地位而分，而是就有无结婚或具有与此相等关系之情况而分。
爱的意义基本上大大地寄寓于他所期望被爱的一切事物上，因为那些描写过依赖者之爱的精神医学作者已特别偏重这一方面了，所以他们仍称此为寄生的、依赖性的或口欲的，的确，这方面是较居引人注意的地位。但就典型自谦的人（具有明显自谦倾向的人）而言，对于爱的吸引力与被爱的吸引力是相等的。对他而言，爱意味着遗失，意谓着将自己浸渍于狂喜的情感中，与另一个人合并而成为同心同体，且在兼并者内找到他本身所没有的统一性。故对爱之渴求乃被深而有力的来源所滋养着：渴望让与，与渴望着统一性。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来源，则我们将无法了解他情感所及的深度：追求统一性乃是存在人类中最强的激发力，尤其对于“内在分裂”的心理症患者更为重要。渴望将自己屈服（奉献）于某种比我们还伟大的事物上，似乎是大部分宗教形式中的主要元素。虽然自谦之“让与”（舍弃）是种对正常渴求之讽刺，但它也具有与后者相同的力量，它不只呈现于爱的渴求中，而且也出现于其他许多方面【参考卡伦·霍妮所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受虐狂的问题”。在那书中，我认为“自灭”（Self extinction）的渴求，乃是我一直所指称的那种被虐待狂现象之基本解释原理。现在我认为此种渴求乃是起源于特殊的自谦构造之背景】。它是他癖性中的一个元素，极力要将自己遗失在各种情感之中；在“泪海”中，在对于大自然的狂喜情感中；在沉溺于罪恶感中；在淹没于极度兴奋（性高潮）的渴望中，或在睡眠时的微弱万象中；而且时常将自己遗失在自我终极的毁灭──即死亡的渴求中。
更深一层的透视：爱对他的吸引力，不只存在于他为求满足、和平与统一性的希望中，而且爱乃是他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唯一途径。在爱中，他能发展成他理想自我所具的可爱特质；在被爱中，它可获得理想自我的最高证实。
因为受对他具有如此独特的价值，所以“可爱”在他用以决定自我评价之所有因素中便排行在第一位。我已提过，在这类型中，可爱特质之培养始于他早期对情爱的需要，它对于精神的安宁格外需要；它愈被包围，则夸张的行为愈被压抑住。可爱的特质是唯一被“受压制的自负”所笼罩的一种特质，后者表现──在这方面他对任何指责或质询之过敏上。如果他的慷慨或他对别人的需要所表示的关怀，不被赏识甚至反而引起激怒时，他会感到深受伤害；因为这些可爱的特质乃是他唯一用以评价自己的因素，所以他将他们之受拒绝，视为他自己之全然被拒绝一样。于是他对遭受拒绝之恐惧便极为深刻，拒绝对他而言，不只意味着丧失了他依赖他人的一切希望，而且带给他一种极度无价值的感觉。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更密切地研究可爱的特性如何经由严厉的应该系统而被执行。他应该不单只具有同情心而已的，也应绝对谅解人的。他应该永不会感到被人伤害，因为所有这些都应因此种谅解而一扫净＊。感到被伤害，除了自感痛苦外，势必会引起对自己之小器或自私的自责性谴责，尤其他不应该轻易地受嫉妒的苦痛所伤害──对一个易于因被拒绝或被舍弃而发生恐惧的人而言，这种“使指”是不可能完成的。充其量他所能尽力而为的，乃是坚持“宽宏大量”的托辞。任何冲突发生，都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