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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春子被招进县委机关工作，就像是救命稻草般拯救了牛树人感到孤苦无望的心。在他的眼里，当干部做官就是高人一等，尤其是对于世世代代的农民，能够踏进衙门就足以光宗耀祖了。牛树人心说，这不就是当年让春子好好读书的目的所在吗？如今目的就要达到，难道不比考上大学更值得高兴？当然，春子并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在县委机关的苦衷和尴尬，这使得春子在父亲眼里，真像是进了人间天堂。
带着这样重见天日的好心情，牛树人终于迎来了自由之日。
这已是1996年的冬天了，大地一片萧条景象，但牛树人却似沐浴春风。因为在监狱的门口，一辆北京吉普正开着门等着他，迎过来的正是自己引以为豪的春子。这是春子为让出狱的父亲高兴高兴，特意请李唯一帮忙在某单位借了一辆车来接父亲回去。
春子安排父亲住在自己的出租屋内。春子在这儿已有半年多了，小小的两间房不到20个平方，70块钱一个月，包水不包电，仅有一张旧床、一张破桌是房东的，其余诸如烧饭用的煤炉以及锅碗等都是自己买的。
“你怎么凳子也没有一个？”进了屋，牛树人问。
“我一个人用不着凳子，想坐就坐在床上。”
牛树人说：“看来，你也活得不怎么的。”
春子将父亲的东西放好，扶他到里间的床边坐下，说：“能这样已经是不错了，我刚来时睡的是办公桌呢。”
“你不是干部吗，怎么连住宿也不给你安排呢？”
“你以为干部都可以安排住房呀？没那么容易。再说，我还不是真干部。”
“不是真干部？那你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骗我？”牛树人一听，满脸的惊愕。
“也不是骗你，我事实是在县委办上班，只不过还没有正式的编制。不过也快了，领导说会先帮我搞个事业干部编制。”
“哦，那可得抓紧办好，没有编制可算不得真正的干部，随时都有可能被辞退的，就像我当年做民办教师一样，待遇各方面都相差很大。”说着，牛树人摸了摸春子的脸，“你小子虽长白了，但长瘦了，怎么，吃得不好吗？”
“没有啊，我还常到人家单位上吃，油水多着呢。只是苦了你了，在牢里哪有什么好吃的呀。”
牛树人一笑，“坐牢嘛，就是那样子。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有时又不愿做饭，所以老空着肚子，对不对？”
春子咬牙不吱声。
“那就是说对了，这样吧，这餐我来做，你到街上买菜去。”
春子“哦”了一声，正准备出门，李唯一进来了。
“老爷子由我接风，不用去买菜了。”李唯一先拦住春子，然后走到牛树人跟前，礼貌地说：“牛叔叔，我因为有事没去接您，望别见怪。”
春子赶忙过来介绍，“这位是我的同事李秘书，玩得相当好的，今天接你的车就是他安排的。”
“唉呀，你是李秘书啊，听春子说起过你，你对我们爷俩太关照了，真是太谢谢啦，坐，坐。”站起身的牛树人请李唯一坐到床上，“真是的，这小子连把椅子也没买，懒得出奇。”
“我今天就买去。”春子站在旁边嘿嘿傻笑。
“没关系。”李唯一说，“现在就不坐了，我请你们吃饭去，算是为牛叔叔接风洗尘。”
牛树人再三推辞，但见李秘书确是一片诚意，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感激万分地跟着出了门。
春子留父亲在县城住了几日，待到了星期天，便送父亲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牛磨村。
而就在此前十多天，村里有另一个离家数年的人回来了，不过只住了两三天复又外出了。这个人就是春子魂牵梦绕的牛芳玲。据村里人讲，三、四年不见的牛芳玲，看上去比以前还要漂亮，不但穿着时髦，而且举止大方，活脱脱一个城里人。她父亲牛双全还得意地透露给邻里乡亲，牛芳玲这几年到深圳打工去了，从打工妹做起，已升任一家公司的“拉长”（生产线管理人员，也称为主管），月薪七八百元，这次给家里带回来了一万多元。
在牛双全说这些话的当晚，村里就有十几户人家的大人带着自己的儿女登门去了。有在家里抓了几只鸡去的，有特意上山打了野味送去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求牛芳玲将他们的子女带出这穷山沟，出外打工挣钱。
牛双全很高兴地接待了大伙，他像是回到了往日当村支书时家里来客不断的风光日子。自他被免职后，他家里就很少来人了，更别说有找他办事的，这让上了官瘾的牛双全好不自在，总觉得自己周围一下子没人捧着追着，就不是牛双全了。
然而，女儿牛芳玲的态度让牛双全感觉好没面子，也让大伙儿热切期盼的心凉了半截。牛芳玲说，她公司用工条件提高了，现在非高中毕业生不录用。
谁都知道，这村里没几人读过高中，明摆着是将人拒之门外。于是各自回家后，说什么的都有。有说牛芳玲发达了就看不起人，忘了本；有说牛芳玲本来就算不得什么好人，这么些年离家在外，连封信也没有，不知都干了些什么。
春子听了这些议论，心中也升起了无数疑团。他问伯父：“你知道牛芳玲这几年在外，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回家吗？”
伯父轻蔑地一笑：“你管她的事干嘛？”
“哦。”春子明白，世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内心是多么牵挂牛芳玲的，他也不想让人知道，便装着无所谓地说：“没什么，随便问问。”
伯父说：“她老爸，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死对头，说什么是因为她女儿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才这样。说她在外一直干得不太好，所以不好意思与家里联系，现在做得不错了，便直接回到家里看看。”
“不会吧？”春子想，那她为什么不与我联系呢？
伯父并不知道春子的内心所想，便说：“我想也不会，鬼知道他们家的事，我巴不得他女儿死在外面呢。”
“你……”春子想责备伯父不该骂人，但又忍住了。站在伯父乃至自己全家的立场，都不会原谅牛双全曾经的所作所为，自然也不会有好话对待他家。
春子从家里一回到县委机关上班，便被李唯一叫去了。在蔡学良的办公室，只见平日里和蔼可亲的蔡叔叔板着个脸。
“蔡叔叔，您找我。”春子走到蔡学良办公桌前，有点小心地问。
蔡学良朝李唯一摆摆手，李唯一便转身出门，且将门轻轻带上了。
“你坐吧。”蔡学良指指办公桌前的椅子。
春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很小心地坐在椅子上。
“我有点事问你。”蔡学良说，“你是不是经常到一些县直单位和乡镇去要吃要喝，且让某些单位的办公室人员请你按摩？”
“我……”春子一下子懵了，不知蔡叔叔在说什么。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我面前你要说实话。”
“我，我真的没有啊。吃饭偶尔吃过，但那也是曲指可数的几次啊，至于按摩，我都不知道按摩是怎么回事。”
“可有人在告你，你敢与他对质吗？”
春子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敢！”
“真的敢？”蔡学良又问。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我有什么不敢，你把他叫来。”春子感到很气愤，倒真的很想会会这个诬告者。
蔡学良看着春子，好一会儿才微微笑了笑，“我也不相信你会这样，但还是要问问你。是这样的，告你的是封匿名信，说你作风很坏。”
“怎么会这样，到底谁这么缺德呀？”
“唉，我也不知道，这信是打印的。本来一封匿名告状信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可恶的是，这封告状信写到了县委书记那里，而且县里主要领导手上都接到了一份，更可恶的是，它偏偏在正准备帮你解决事业编制的时候出现。”
“啊！”春子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有人竟将污水泼得这样狠，“那会怎么样？”
“你的事啊，被搁起来了。哎，可惜！”
“不会吧，这原本是毫无凭据的诬告，怎么能信呢？”
蔡学良站起身来，走到春子身旁，轻拍他的肩，“李又兵书记在常委会上已拍板了，帮你解决事业编制的事暂时放放，以后再说。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以后另想办法吧。”
见春子低头不语，蔡学良又宽慰他说：“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好好安心工作，千万不要有什么情绪，也别沉不住气在外乱说，该干啥还干啥，用工作成绩说话，懂吗。”
春子点点头，然后走出了蔡学良的办公室。
第九章 寻亲人巧遇郑金平
春子的心好乱，牛芳玲带给他的一大堆疑团尚未解开，现在又被不知什么人诬告，挨了一记重重的闷棍还不能喊疼。但他听从了蔡学良的话，不胡思乱想，只认真工作。
十几天后，春子接到了一封令他百感交集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春子：
你好！前些日子我回到了老家，才知你已到县委工作了，我为你感到高兴。本想去县城好好看看你，哪怕是一眼，但不知怎么搞的，我竟一下子失去了见你的勇气。在县政府的大门前，我排回（徘徊）了好久，还是流着泪跑开了。
你肯定会怪我这些年没与你联系，其实我是很想写信给你的，但你知道吗，这几年我在外遇到了好多事，好多好多不能告诉你的事，你叫我如何写信跟你说呀，因此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写过信。这次实在是太想家了，更想看看你，所以就回去了，但在家终究没有见到你。我想这样也好，因为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你也许也变了很多，所以，曾经的梦幻就永远把它当着梦吧，一个永远不要实现的梦。
过几天我会寄一些钱过来，我想你娶媳妇时是用得着的。
芳玲
没有留下通联和地址，信封上也没有，但从邮戳上可以看出，信发自文州市紫光区。春子确定，牛芳玲并非在深圳打工，而就在文州。
几天过后，春子果然收到了牛芳玲的汇款，是一万元整数。她哪来这么多钱呢？春子强烈想见到牛芳玲了。
可春子手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不仅要做好日常的信息报送，而且还有几个调研课题没有完成，于是便没有太多的时间用于办其它的事情。直到放假过春节了，春子回到牛磨村才三天，估计牛芳玲不会回来过年了，便决定去文州市区寻她。
这是大年初一的夜里。春子和父亲在大伯家吃过晚饭后，便聚在那儿和家人一起玩牌。春子爷爷坐在一旁抽着春子买给他的阿诗玛香烟，一脸的幸福——这可是他抽烟史上抽到的最高档的香烟。
春子一心想着去寻找牛芳玲，约摸玩了两圈牌，便对伯父说：“大伯，我明天准备去县城给领导拜年，就不玩得太晚了，我先回去睡。”
“给领导拜年？你去年过年好象就没去。”大伯说。
“去年我不懂规矩，后来才知别的同事都去了，你说我多不好意思。”
他父亲听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便说：“领导那里应该去，要不你先回去睡吧，我再玩几把。”
春子一个人走出了大伯家。乡亲们为庆贺新年制造的断断续续的鞭炮声，并没有传递给春子多少喜庆，反而使他凭添了几分惆怅。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他十分想念那不曾归来的牛芳玲。
“她一定也是很想我的。”春子想，“要不然她不会写那封信，更不会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