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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得出结论，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航空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德国兵都觉得，他正处在俄国武器的瞄准之下，随时都可以请他饱尝一颗致命的铅弹。
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时产生的。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军。
1942年9月11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召见我。这个军事委员会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我告别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谢尔久克、拉斯金内和其他同志，乘车从别克托夫卡前往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亚梅。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离开战场，没有看到自己的后方了。
通往后方的道路繁忙拥挤。小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和难民，法西斯飞机对这些向东疏散的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袭击。渡口上拥挤不堪。在伏尔加河各条支流运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载。
在伏尔加河岸边，聚集着许多满载伤员的马车和汽车。看到这种情景，我心如刀绞，但我去爱莫能助。人们看到我佩带着将军军衔，都围拢上来询问：
“城里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放弃斯大林格勒吗？”“什么时候停止撤退？”。
我当时不知道统帅部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但我始终坚信，我们将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我对伤员们说：“不可能放弃！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
但是，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我却无言以对。
伤员们躺在露天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尘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饮食没有保障。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在一个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他们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惫不堪。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没有喊出声来。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感到头晕，感到有点恶心。这里也是前线呀。
夜里，我们渡过了伏尔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车可以不开大灯。我们沿蜿蜒的道路行驶，有几次几乎是沿河边走。有时德军炮弹飞过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轰击从东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没有经过战阵的人会以为，在这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毁灭了。但我知道，在河对岸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
我们一行4个人：我、我的副官I·A·克利莫夫、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们午夜时赶到亚梅村，更确切些说，我找到了不久前亚梅村所处的位置。德军用远程炮火和空中轰炸摧毁了这个村子，残破的房屋被我军拆去构筑掩蔽部或当柴烧了。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方面军司令部，甚至连一个知道方面军司令部现在何处的人都没找到。
记不清我们坐着车在这村子周围绕了多久。大约午夜2时，我们找到了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军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丛做了巧妙的伪装。值班将军告诉我，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参谋长刚刚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来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议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说。毫无办法，我只得去找亚历山德罗夫借宿。
战斗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个觉。战场距这里8—9公里，与敌人隔着一条伏尔加河，所以我不用担心夜里会发生意外。
9月12日10时整，我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并立即受到司令员廖缅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H·C·赫鲁晓夫的接见。
他们向我宣布，我已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并向我交待了任务。
他们的指示大意是：德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我军不能把斯大林格勒交给敌人，不能继续撤退，也无处可退了。而第62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将军认为，他的集团军守不住城市。
最后，方面军司令员问：
“崔可夫同志，您怎么理解这项任务？”
我没想到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也无需多想，因为一切都很明确，不言自明。我立即答道：
“我们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现在我不提任何请求，但在研究城市形势之后，我将请求军事委员会给予援助，而到时请帮助我。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认为我正确地理解了任务。
我们告别了。我想尽快地单独呆一会儿，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
走出掩蔽部后，我找到方面军参谋长I·E·扎哈罗夫将军，了解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位置。
出发准备很简单。只能带最必需的东西，否则汽车装不下。我命令传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62集团军后勤部并留在那里工作。列沃利德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没理解我的意思。
“怎么啦？”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样成为我的传令兵的。
列沃利德当时16岁，是共产党员季莫费·西多林中校的儿子。战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
战争开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了西多林。他是第64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1942年7月26日，西多林中校在顿河渡口旁牺牲。我曾几次见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们形影不离，而且彼此长得很像。7月26日晚上，这个小家伙到指挥所来找我，报告说：
“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运到。”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死者的儿子，所以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说：
“交给司令部警卫队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东西。”
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不知道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很生硬。
等到列沃列德走开后，我告诉阿布拉莫夫：
“他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16岁的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请求爸爸带他去前线。他爸爸让他在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当了一名列兵。
他很勇敢，枪又打得好，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安葬西多林中校时，我不在场。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去自己的观察所。上汽车时，我看到了列沃利德。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不假思索地喊道：
“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列沃利德从地上跳起来，弹掉身上的土，整了整军装，像箭一样跑去执行命令。他很快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汽车。路上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母亲被疏散到西伯利亚某地。我小心地问他，是不是想找母亲。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疼处。他坚定地说：
“不去。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人报仇。”
从那时起，列沃利德·西多林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很安心，甚至在战斗中，也是高高兴兴的。他什么都不怕，只是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地为他死去的父亲流泪……
想到这些，他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带上他回到炮火连天的城市里。
列沃利德·西多林至今仍在苏联武装部队中服役，军衔是中校。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
6
在前往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往事。人生中有这样一些日子，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使人精神振奋，受到启示。
1919年5月4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它是我的第2个生日。在那天，我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1918年11月起，我就参加了党的同情者小组）。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参加团党支部的会议。
“晚上，我们要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一个共产党员告诉我说。
我很兴奋。整整一天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计算着时间。我努力埋头工作，但是办不到。头脑中思绪万千，使我坐卧不宁。当然，我们团的共产党员不会说我胆小、懒惰、或是不关心他人。
在这方面，我是不担心的。但是，做一名伟大列宁缔造和培育的党的真正党员，我够格吗？还应做哪些事才能对得起列宁、对得起列宁党的党证？
开会时间到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共产主义营的政委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戈尔布诺夫主持会议。会上，首先悼念了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们。然后，师政治部代表向党组织传达了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详细地介绍了代表大会讨论的几个军事问题。接着，讨论党员发展。
最后，会议主席宣布：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提出了入党申请……”
我站起来，立正站好。有人惊奇地说：
“我们一直以为崔可夫是共产党员呢。”
“谢谢！”我慌乱地回答说，接着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经历。
会议主席问：
“有要发言的吗？”
首先发言的是2连连长瓦尔杰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接着是骑兵侦察班长瓦西里·费多托夫。
大家结合作战情况评价了我的工作，因为那时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战斗任务。
同志们一致同意接受我入党。表决后，我感到自己已经是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列宁党的一员了。领到党证以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在被包围的时候，在进攻或退却的时候，都没有丢过它。
那时，全国各地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支援东部前线军队的工作。在我们东部前线各地区，也都在深入贯彻党的“八大”决议和“八大”制定的红军建军基本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大会工作，这就保证了列宁提出的党领导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