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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就不饶我。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中美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人群中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早在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还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我是怎样改变的，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如何改变了我。在1997年我随国家青年队访问台湾。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的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但我的脚受了伤，当时正在等待它的痊愈，没有上场。第一场比赛后，所有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看见我坐冷板凳，镜头就再也不对准我了。我必须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公众的关注。当然现在我对少些关注不以为然。这就好比其他事情，假如你每天吃牛排，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排，过一阵子你也会腻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向她展示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跟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事行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求签名和合影。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可能每个球迷都觉得自己是唯一要求这样的人，或者他们认为签名和照相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要说，你也来试试，每天、每天、几百次。如果我去机场，那儿工作的航班人员或者保安会找我要签名，有些甚至让我签在他们的服装上；如果我住在酒店里，那儿上班的人会来到我的房间找我要签名；如果我在大巴上，车停下来付高速公路费，那些守卫会上车找我要签名和照片。奇怪的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有隐私的人，对所有这些关注我并不完全适应。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中国队对自己如此出名还缺乏准备。
他们对酒店和赛场周围出现的人群没有做准备。在我们表演赛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走到我的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的隐私，但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一个球队领导看见球迷走进我房间就想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不理他。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确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甚至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说，姚明在NBA的出现引发了很多民族的自豪和情感。在我的有生之年中，甚至在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中国的运动员总是会有一些负担。从18世纪早期到现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相对贫弱的国家。对姚明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中国回到往日辉煌的表现。在越来越个人化的中国社会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成功范例。有些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做了自己父母从未做过的事情，离开内地落后地区去沿海城市寻找机会和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冒着风险并且通过付出得到回报。
对这些人来说姚明是个英雄，因为在他们17岁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他们说：“我们会让你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首发中锋。”他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与困难做斗争而成功的。
大概十年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工作，他们会接受分配。你唯一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是你的专业，你得在录取前就决定而且不能更改。毕业后，政府会分配你到他们想要你去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终身的。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跟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做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提问都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哪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在我的第一个NBA的赛季结束时，我的英语提高到了能辨别某些提问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们用的词我听得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当我开始为火箭队打球时，如果有记者提问，我会理解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但到赛季后期我还是使用翻译，因为我知道我在对媒体谈话时，一切都需要非常小心准确。
我并非向来如此。在我17岁的时候，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我们最后得了第7名。那是第一次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这个球员，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打交道。他们在赛后问我问题，但是他们在引用我的回答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他们问我想成为多优秀的运动员，问我是否想超过王治郅。但是报道中听起来好像我不尊敬王治郅和其他国家队队员，好像我觉得我已经超过他们了。在读过那场比赛的报道后，人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学会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开始不用翻译和记者谈话之前，能真正学好英语。我也希望我的英语能更棒，这样我讲脏话也会更顺口些。一个韩国球员在2003年亚锦赛决赛的时候要投三分球，正对着他们的板凳区，我盖了他的帽，然后用英文大吼：“滚开！”我明白这不是什么好话，反正我也不能肯定韩国球员是否听得懂。像每个中国球员一样，我受的教育是不要在球场上讲脏话，不要在球场上发脾气，除了打球什么都不要做。在中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脏话，我们甚至不能诅咒。现在我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确实喜欢在球场上讲话。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前，我在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进行的一场表演赛上，我跟老虎队的中锋马克布拉德克老是讲话。
我们一直相互挑战，谈论着谁得到的前场篮板球最多，谁的跳投最多，等等。我的女朋友看了亚锦赛第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对叙利亚队时，我第一球没投中，我骂了句英语脏话。她告诉我说全中国都听到了，因为在篮板下面有一个麦克风。我希望能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我做不到。
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跟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正文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我看中国篮球（1）
从我1994年加入上海东方青年队到现在，中国的职业篮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和刘炜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球鞋的质量非常差。你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最好的篮球鞋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穿的是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质量与耐克、锐步生产的球鞋相比差得多。这些鞋的底非常薄，穿起来很不舒适。看起来就像那种又旧又白的帆布鞋，但是质量却没有帆布鞋那么好。我们没有练习专用的汗衫、短裤或者短袜。你只能穿自己能找到的随便什么运动服装。在体育场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所有的队员整周都在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我们六个男生睡在一个房间里。篮板都是木制的，篮球上也没有外皮。现在他们除了有球圈、好篮球、耐克鞋，所有的青年队球员还配有护肘、护膝和护腕。过去的日子听上去很可怕是吗？我现在只能这么想。当时我觉得有机会为东方青年队打球很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有机会能去中国青年队打球，我有朝一日还会有机会进国家队。经历困难时期会对你有帮助。那段时间我梦想着加入大鲨鱼队一队就为了能有双好鞋。不光是我，王治郅、刘炜和其他在青年队的所有球员都是这样。我不是说今天的球员因为日子好过多了，却比我们缺乏上进心。如果我那时拥有现在的球员所拥有的一切，也许我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可能我会马上想去NBA，而不是在第一次去了美国之后才有这个想法。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