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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第一节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礼记·昏义》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最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按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