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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少帝。汉灵帝的宋皇后生性嫉妒，灵帝害怕她会害死刘辩，就派宦官把这个幼儿带出宫去，以弃婴的名义寄养在一个姓史的道士家里，称为“史侯”。为了表彰何贵人，灵帝封她的哥哥何进为郎中，又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这再次触怒了宋皇后，灵帝只得把何进外放为颍川太守。
公元174年，“凉州三明”中最年长的皇甫规病逝，西北边疆也随之重新动荡起来。
汉羌百年战争结束以后，鲜卑便成了东汉帝国最大的敌人。桓帝初年，鲜卑王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鲜卑帝国。在北匈奴瓦解的90年后，东汉帝国重新有了一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它的政策捉摸不定，而且热衷于侵略。自公元156年起，檀石槐就不断入长城劫掠，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桓帝主动提出和亲，而檀石槐竟然傲慢地拒绝了。党锢运动开始后，张俭等党人相继投奔檀石槐，为其参谋军事，鲜卑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灵帝初年，鲜卑军无岁不入塞，杀略汉朝兵民不可胜数。
公元174年冬，鲜卑军又攻入凉州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军迎战，取得了一场罕见的大捷，因功升为护乌桓校尉。夏育本是段颎的副将，汉羌战争结束后，他与另一位副将田晏都得到了升迁。休著屠各，又称休著、休屠各或屠各，来源比较复杂。东汉时所谓的“屠各”，西汉时译作“屠耆”，隋唐时译作“突厥”，今称“土耳其”或“土库”，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匈奴又有一部落叫“休著”，原是月氏人，定居于河西走廊，汉武帝时被霍去病征服，后仍居故地，即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自从北匈奴衰落之后，大批屠各人陆续以战俘或内附民的身份入居河西走廊，与休著人杂居，形成了“休著屠各”这个特殊的民族，后来便成为凉州“秦胡”或“羌胡”军的主要兵源。东汉、三国、两晋史料在提到“休著屠各”时，指的往往是这些北匈奴人；而在提到“匈奴”时，指的则是南匈奴人。后来，休著屠各与袁绍父子的关系时敌时友，令他们非常头疼。
鲜卑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消息传来，汉灵帝便转移注意力，关心起学术教育来了。灵帝本人酷爱文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以题目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推论，肯定都是食古不化的废话。公元175年三月，他命令自己的老师——光禄大夫杨赐、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谏议大夫马日磾、太史令单飏、议郎蔡邕等大儒考证历来争论极多的《六经》，也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的文字，审定后用古文、篆、隶三种书法写就，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至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仍能看到残碑。
除《乐记》之外，《六经》中的五经都是太学里的主要教材，所以汉灵帝刊立熹平石经，目的就是对考试内容加以规范化。因此，对于渴望通过太学捷径做官的人来说，尽早熟悉熹平石经的内容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石经刚刚开始刊立之时，欣赏及摹写者便蜂拥而至，每日到太学门口看蔡邕写经的观众多达数千，聚集的马车也有上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可能就有袁绍、袁术和曹操的身影。
袁绍和袁术，特别是袁术，一向与主持修熹平石经的光禄大夫杨赐过从甚密。前文中已经提到，这位杨赐不仅是袁逢、袁隗兄弟的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杨彪还是袁逢的女婿。杨彪在公元225年去世时84虚岁，所以他生于公元142年，比袁绍大4岁，比袁术大5岁以上，与袁逢的女儿应当早已结婚。不过他们的儿子杨修此时是否已经出生，还值得怀疑，因为杨修是曹植的好友，而杨彪比曹植年长50岁。无论怎样，既然是亲家主持的文化大典，袁氏家族的成员自然不能错过捧场的机会。再说，老相识蔡邕的书法总是值得一看。
和袁绍一样，曹操年轻时也上过太学。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公元174年满20虚岁时出任郎官，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举孝廉”，说明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至少没进入前10名，因此只能借助乃父曹嵩的人际关系被推荐当官。不过，曹操又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明古学”，所以他大概是偏科生。从曹操留下来的诗文看，他毫无疑问熟悉《诗经》，但很少像多数东汉学者那样引用其余“五经”；曹操酷爱《孙子兵法》，却极少谈及《左传》，也说明他的《春秋》没有学好。
曹操与袁绍、袁术兄弟很早便相识，古籍中也有不少相关的零散记载。关于这三人的早年关系，以及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活动情况，将放到下一节专门讨论。
大约与刻立熹平石经同时，灵帝政权为了抑制党人，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对官员的选拔提出三种禁忌：本州人不得当本州刺史，本郡人不得当本郡太守；儿女亲家不得到对方的故乡当官；两州人士不得同时到对方的州里当刺史。以袁家为例：袁家是豫州汝南郡人，所以不得当豫州刺史或汝南太守；袁隗是马融的女婿，所以马家人也不得到汝南当官；如果有荆州人当豫州刺史，那么袁家人又不得当荆州刺史。正因为有《三互法》，袁绍、袁术和曹操后来都不曾在其故乡豫州为官，孙坚、孙策、孙权都不曾在吴郡为官，刘备也不曾在幽州为官。当时，袁隗任司徒，袁逢任太仆，袁滂任光禄勋，所以袁家对《三互法》的颁行应当起过作用。
按照袁宏《后汉纪》的记载，袁滂字公熙，祖籍陈国扶乐县（今河南省常营镇），是袁绍的族兄袁闳之孙，所以在辈份上算是袁绍、袁术兄弟的族孙，但年龄却比袁绍还大。当年袁闳与袁逢、袁隗兄弟不和，因而离开汝南郡，搬到约50公里以北的陈国扶乐县定居，袁氏家族由此一分为二。袁滂的儿子袁涣曾与袁术关系密切，其后裔历仕魏晋、南北二朝，直至隋唐不衰，是唐初名相房玄龄的效仿对象，比袁绍的后裔风光多了。袁宏身为袁滂的七世孙，所言应当无误。
平心而论，《三互法》确实有利于肃清吏治，防止官员以权谋私。但是，这也导致官员对地方上的情况不熟悉，办事不认真，还加大了人事部门的工作难度，幽、冀二州就出现了“久缺不补”的怪现象。蔡邕看到这种情况，便在修完熹平石经后上疏反对《三互法》，但是没有效果。
看到朝廷大员们靠着刻碑、立法就可以轻松地扬名立万，地方上的文臣武将们自然也难耐寂寞。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护羌校尉田晏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幽州兵出塞讨伐鲜卑，声称在“一冬二春”之间，必能生擒檀石槐，澄清漠北。大臣纷纷反对，夏育、田晏便通过老上司段颎向中常侍王甫说情，灵帝听信王甫之言，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准备北伐。蔡邕连忙上表反对说：
“自从匈奴分裂，南部投诚，北部西逃以后，鲜卑强盛起来，占据匈奴故地，雄兵十万，日益强横。加以关塞不严，走私成风，中国的上好金属和武器全出口给了鲜卑，有些无耻的汉人又逃过边界，为他们制订侵略计划。如今，鲜卑兵利马疾，实力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匈奴。段颎一代良将，骁勇善战，平定区区西羌还花了十余年。夏育、田晏本为段颎副手，军事才能未必在段颎之上，鲜卑的兵马又明显强于西羌。现在他们却夸口说什么‘两年内征服鲜卑’，将来一旦形成僵持局面，势必又要征发天下兵马增援，没完没了。现在，官兵连郡县盗贼还消灭不了，怎么可能征服这些野蛮人？先帝建造长城，目的就是让我们防守反击，而不是轻敌冒进，请陛下以史为鉴。”
灵帝读了蔡邕的建议，却并不采纳，因为他迫切希望超过自己的前任桓帝。有一次，灵帝问杨赐的侄子杨奇：“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道：“陛下的才德和桓帝完全相当，就像尧和舜一样啊！”弄得灵帝非常尴尬。登燕然山，封狼居胥，称霸东亚，是汉代大多数年轻皇帝的愿望。但一国之君不怕无能，最怕眼高手低。灵帝肯定不会预知，自己将会得到“灵”这样的恶谥。
公元177年八月，汉灵帝派破鲜卑中郎将田晏、护乌桓校尉夏育、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匈奴单于联兵北伐，各率一万骑兵和若干步兵，合围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分头迎战，汉军大败，南单于阵亡，田晏、夏育、臧旻三人各率数十名骑兵逃回。灵帝闻报，既生气又惭愧，只好把这三员将领下狱问罪，又将太尉刘宽革职，聊以塞责。
现在轮到鲜卑人反击了，东至辽西，西至酒泉，“缘边莫不被毒。”所幸不久后檀石槐病死，鲜卑帝国随之分裂，直到北魏时期才统一。正因为如此，汉末和三国才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次较少异民族因素参予的内战。不然的话，五胡乱华、中原板荡，恐怕就无需再等到永嘉之变了。
综上所述，公元172～177年的熹平年间，既是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又是袁家四世三公、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奇怪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却都对袁绍此时在洛阳的活动缄口不言。他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正史又要隐瞒些什么呢？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7）
第三节本初俱乐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诞生
27岁回到洛阳的袁绍具有“完美”道德、高等学历、杰出才干、庞大财产和不幸的仕途，一言以蔽之：圣人！新圣人袁绍一到洛阳，便赢得了大批崇拜者，让在其门前扫马粪当燃料卖的人都发了财。
袁绍很会来事，折节下士，给足了这些穷酸面子，背后却在不懈地推进着一个惊人的计划。一个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为宗旨的“黑白两道通吃”的非法组织——“本初俱乐部”诞生了。可堪“鹰犬之才”的曹操有幸成为第一批成员。
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时，袁绍已经27虚岁了。此时的他具有多重身份：三公之侄、太学毕业生、清廉的前濮阳县令、被禁锢的党人、死刑犯李膺的女婿、全社会公认的孝子、两个儿子的父亲、一家之主、亿万富翁。完美的道德、杰出的才干、庞大的财产、不幸的仕途，一言以蔽之：圣人。不要说别人，即便是27虚岁时的孔子也没有27虚岁时的袁绍这么高的名誉，更没有他这么多的财富。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新圣人袁绍一到洛阳，便赢得了大批崇拜者。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等候着袁绍的接见，聚集在他门前的车辆比在张让家门前的还多，甚至连扫马粪当燃料卖的人都发了财。
至于袁绍对待来宾的态度，史籍中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三国志》说袁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汉末英雄记》说袁绍“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后汉书》说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应被优先考虑，袁绍对所有宾客都非常友善，热心帮助有求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