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乐天派桥玄的记忆之宫里，除了瘟疫和少数郡县的水旱灾情之外，自己人生的最后这一年应该算是比较太平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乱前夕最后的宁静罢了。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8）
第四章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
一场不期而遇的瘟疫，考验了中华民族，也考验了东汉朝廷的智慧。黑社会老大被迅速“招安”，他会痛改前非，为国效命吗？
第一节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罗马人的到来，不仅给刘家朝廷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恐怖的瘟疫。既然政府无力控制疫病蔓延，无助的百姓们只好求助于神灵保佑，太平道迅速蓬勃发展。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起义，灵帝解除了党锢。党人领袖袁绍“被迫”出山，成了大将军何进的头号参谋。他会因此改变本初俱乐部的宗旨吗？
公元2世纪末，中华文明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从未有人听说过如此恐怖的瘟疫，从未有人见过如此怪异的病情。尧舜时的大洪水没有动摇过中华民族的意志，东周时期的500年内战没有减少中华民族的人口。但如今，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敌人，似乎有着无穷的超自然能力，简直就是死神本身。自从公元171年开始，仅仅一个世纪之内，中国的在籍人口就从汉桓帝时期的5600余万下降到晋武帝时期的1600余万。对于损失的那4千多万人口，瘟疫至少要和战乱各负一半责任。
这场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夺走上亿条人命的第一场世界性大瘟疫究竟是哪种疾病呢？学术界已经就此讨论了上百年，至少提出过6种理论：天花、伤寒、疟疾、流感、霍乱、肺结核。不过，由于古人对病情的描述不像现代医学用语那样精确，所以迄今还难以得出结论。也许上述各种疾病兼而有之，也许是一种尚未被现代医学所知的流行病。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疫情，汉灵帝曾经尝试利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控制，不过他根本无法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官员们几次到民间察访疫情，散发医药，但却无法收到什么效果。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司徒袁隗的夫人、大儒马融的才女马伦，也在公元184年“寝疾不永”，染疫而亡了。
既然官府帮不上忙，人们就只得求助于良医或神仙。
就像乱世出英雄一样，大疫也出良医。东汉末年，中国出了二位享誉千年的医学宗师，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空前的传奇。最离奇的是：他们本来都是官迷，并不想以医学为职业，只是在官场碰壁之后，才勉强投入治病救人的事业之中。其实，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名医都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们原是知识分子，坚定地信仰“学而优则仕”，但总不能在官场施展抱负；而在改行从医后，由于有优良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古代医书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医生，再通过勤奋的不断实验，因而成为一代名医。
公元2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本初俱乐部总经理”何颙碰到了一位刚成年不久的年轻老乡，因为弄到了南阳郡的孝廉名额，所以准备入朝为官。何颙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最后下断语说：“你考虑问题精密严谨，可惜观点与现在的主流差得较多，别人很可能认为你的格调不高。这样看来，你想在官场上有所成就，恐怕很难啊！现在正逢天下大疫，你如果改行从医，必能成为一代名医！”这个年轻人听了何颙的意见，不以为然。很快，他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果然干不下去，被免职回乡。到了南阳郡，只见病死者白骨蔽野，惨不忍睹。这时，他才想起何颙的建议，于是虚心向南阳郡的名医张伯祖请教医术，后来终于超过老师，成为旷世“医圣”。
这位与何颙同乡的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作为那次大瘟疫的宝贵经验总结，他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中医经典之一。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多次提及“伤寒”与“霍乱”两种流行病，但从该书内容看来，这两个概念和现在流行的西医疾病分类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难以由此判断当时的瘟疫种类。
大约与张仲景同时或稍晚，在曹操的老家沛国谯县，也出了一位名医——华佗。他的事迹同样有趣，但由于和本书主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多谈了。
在那个瘟疫肆虐的年代，除了医学界欣欣向荣之外，宗教界也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汉灵帝时期，张仲景和华佗等名医都尚未出道，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令众多贫困患者无力求医。他们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当时，道教和佛教的精英意识较强，影响主要限于大都市，道士与和尚极少深入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间，那里自然就成了新兴民间宗教的天堂。
由于错误地将释迦牟尼当作越过秦国西行的老子，东汉人普遍把佛教视为道教的一个支派，以为两种宗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的宗教特色日益强烈，在东汉末年又产生了两个全新的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因其尊奉的主要经典《太平清领书》而得名。这部书共有10部，170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平经》。此经本名《素书》，只有2卷，后来经多人增补，才达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早在汉顺帝在位时期，就有人将它献给朝廷，但是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大瘟疫的流行和经济危机的加剧，该书突然在民间流行起来。
《太平清领书》内容复杂，不易分析，但有2个突出的特点：一，它宣扬“人无贵贱”的平等思想，反对贫富分化；二，它的语言简明易懂，很少用生僻怪字，也较少引经据典，以说理为主，与当时流行的富丽堂皇文风不同。这2个特点都说明，该书作者的文化程度有限，甚至连《庄子》都未必通读过，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肯定不曾上过太学，而且极有可能接触过佛教，因为反对贫富分化和语言简明易懂都是早期佛经的特点。由于《太平清领书》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新鲜思想，采用了佛教的一些成功经验，所以能在民间取得异乎寻常的广泛影响，而太平道也很快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宗教团体。
在主要领导人——祖籍冀州巨鹿郡的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领导下，太平道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整个华北和华东地区，而华西的雍、益二州则成为五斗米道的地盘。张陵和张衡父子领导的五斗米道因对信徒收五斗米入道费而得名，这显然也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它的教义比太平道简单，主要依据老子的《道德经》，但是忌讳和规矩更多，例如禁酒和禁止杀生等，所以暴力色彩很少。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即入道后可以享受免费食物和免费医疗。免费食物都来自信徒的捐赠，入道者聚在一起吃大锅饭，保证吃饱，但是不许多吃或偷拿。免费医疗实际上是一种巫术，神职人员手持魔法木杖，患者向他磕头忏悔，然后喝“符水”，也许是用某种草药熬成的汤，用以增强人体抵抗力。如果此后患者的病情好转，神职人员就赞扬他已经诚心信道了，否则便说他还没有信道，需要继续修炼。
公元177年，也就是汉灵帝北伐鲜卑惨败的那一年，张角兄弟及其主要弟子八人已经在社会上传教十余年，信徒数十万，广布于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组织规模太大，就容易触犯汉律。汉律严格限制民间群众性活动，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而且实行永久性宵禁，禁止官员和百姓“夜行”和“阑出入关”（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入关门）。太平道信徒当然不可能不触犯这样的法律，但在东汉末年，地方官吏担心法不责众，往往知而不言。此前，灵帝已经连续7年大赦天下，犯罪的太平道信徒即便被官府逮捕，也都得到了特赦。司徒杨赐见状，便与自己的幕僚、那位以前上表骂桓帝的刘陶商议，奏请朝廷以拘拿流民为名，削弱张角兄弟身边的信徒数量，然后便可逮捕其首领。当时，中常侍张让、封谞、徐奉等宦官都与太平道有来往（后世信奉秘密宗教的宦官也为数不少），于是以录用党人为由，罢免杨赐，将他的上书封存在档案馆里，不让灵帝看到。2年之后，司空张济、卫尉刘宽等官员也上书报告太平道行动不法，仍旧没有得到回音。
公元183年，已经出任侍御史的刘陶看到太平道的势力越来越大，张角本人甚至都来到洛阳传教，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又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要求悬赏捉拿张角兄弟。这次，汉灵帝虽然看到了表章，却因为从未听说过太平道和张角，感到有些吃惊，就让刘陶去查《春秋》条例。汉朝倡导以儒家思想治国，凡事都要引经据典，所以写着“圣人之言”、“一字定褒贬”的《春秋》被当作帝国的宪法，疑难案件的裁决都要有《春秋》案例支持。刘陶翻了很长时间的《春秋》，无法找到任何关于民间宗教组织的记载，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这时，张角兄弟已经将数十万信徒按照地域组织为36方，每方由一名渠帅领导。公元184年初，大方渠帅马元义组织荆州和扬州的数万信徒北上，来到洛阳一带，与河北的张角兄弟取得联系，又和中常侍封谞、徐奉等宦官信徒约定，准备在三月五日“甲子”那一天同时暴动：张角兄弟攻取冀州首府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东），马元义则与宦官攻取洛阳，一举颠覆东汉政权。为了便于相互识别，他们决定头戴黄巾，定秘密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已死”又作“苍天乃死”，是汉末俗语，见于公元170年曹操宗族墓的刻字砖上，显然是对现实不满的造墓工匠自刻的；“黄天当立”和马勉自称“黄帝”同理，都基于从“五行终始说”推导出来的“代汉者应属土德，崇尚黄色”的理论；“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揭示了暴动的时间。这个口号里居然没有外人难以理解的黑话，说明太平道的组织程度还比较原始。
虽然规模巨大，但张角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是起兵的目的不明。太平道的信徒总计不下40万，加上老弱妇孺更多达百万，但和全中国人口相比，比例仍然非常小。能够赢得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才是胜利的关键。否则，即便他们拿下洛阳，抓住汉灵帝，政权也长久不了。张角兄弟没有给全国民众勾画一个明确的政治、经济未来，就连“严禁土地买卖”、“平分田地”、“废止苛捐杂税”、“不纳粮”之类涉及民生的现实口号都没有，无法证明自己有统治中国的能力，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在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中完全没有信徒，单纯依靠破产的贫民，注定难以持久。
其次是起兵的时间不当。张角其实早该起兵了，之所以拖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是因为这一天是60年一遇的“双甲子”：甲子年甲子日。世传商纣王就是在甲子日被周武王大破于牧野，所以自古以来，在这一天展开军事行动都被认为很不吉利。但张角偏偏要以周武王自比，既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