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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许攸、曹操等人都得到了王芬的消息，所以袁绍、何颙肯定也知情。最偏袒曹操的《魏书》收录了曹操的一封冠冕堂皇的《拒芬辞》，显然是为了证明曹操不仅忠于汉室，而且机智过人。这篇文章内容也许是真的，但它恰恰说明，曹操了解王芬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因为觉得时机不成熟而表示反对，并且没有上奏朝廷。知道谋反阴谋而不报告，这种事情无论放到任何朝代，都肯定与谋反同罪。如果事情败露，曹操一家理应被满门抄斩。笔者怀疑，曹操的父亲之所以要花1亿钱购买本来只值1千万的太尉，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官价暴涨，而是为了替曹操赎罪。
公元185年春季，其实是个造反的好机会。三月，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渭河流域。当此危难之际，凉州刺史左昌反而贪污军饷数千万，又指挥无方，导致部将夏育、盖勋等人纷纷战败，叛军杀入三辅，渐渐逼近长安。司徒崔烈勇于买官，却怯于战斗，居然建议朝廷干脆把凉州割让给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划陇山而治，遭到议郎傅燮的痛批。这次灵帝的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封傅燮为汉阳太守，与左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董卓前去讨伐。
皇甫嵩接旨以后，觉得骑兵不足，请朝廷招募3千名乌桓雇佣军。何进的部下、北军中侯邹靖（刘备后来的上司）认为乌桓兵弱，不如去招募鲜卑人。灵帝让四府官员讨论，何进的幕僚韩卓支持邹靖，认为乌桓兵弱，又是鲜卑的死敌，一旦随官军出击，鲜卑袭击其后方，乌桓人必定从前线撤退，造成巨大的混乱，影响汉军士气，不如招募鲜卑。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汉官仪》与《风俗通》的作者应劭反对，认为鲜卑本性比乌桓凶残，长期与汉朝敌对，以往鲜卑雇佣军入境后都要四处奸杀劫掠，战后又逼着汉将送给他们钢铁和武器作酬劳，日后遗患无穷，还不如招募陇西羌胡中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朝廷多数人同意应劭的看法，但最终并未招募到多少人。
皇甫嵩和董卓带兵进入关中，与敌军对垒多日，却并不作战。笔者估计，闫忠造访皇甫嵩，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皇甫嵩及其子皇甫坚寿和董卓的关系一直很好，晚年虽然略有冲突，但整体上仍旧能够和睦相处。皇甫嵩恐怕是在为是否与韩遂等人联盟，讨宦官、废灵帝而犹豫；董卓是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亲戚，所以他大概坚决反对废黜灵帝。二人的意见难以统一，于是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同样是在公元185年春季，司隶部和并州的农民也纷纷暴动，共有杨凤、黑山、白骑、黄龙、左校、牛角、飞燕、于毒等数十部，从北面威胁洛阳。王芬借此机会上奏说，这些造反者攻劫郡县，必须讨伐。朝廷应该立即拨给自己一支军队，这样才能在灵帝北巡时保证安全。这时，太史令又报告说天象不佳，有针对皇帝的阴谋，灵帝于是取消了到河间团购房地产的计划，并召王芬入京。王芬担心阴谋已经暴露，于是自杀。
奇怪的是，这次阴谋至此就划上了句号。许攸、曹操等人都没有受到调查和处罚，实在不合情理。即便曹腾能够花钱为曹操赎罪的话，但许攸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有袁绍这座靠山撑腰。袁绍后来曾经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大概就包括这件事在内，这其实也是他作为黑社会老大应尽的义务。此时的袁绍深受何进与袁隗两位朝廷大员的信任，言听计从，虽然官职不过中郎将，其实早已一手遮天。帝国当局的重要文件大都要经何进与袁隗之手，所以袁绍不想让灵帝知道的事情，灵帝想知道还真困难。
不过，中朝也并非那么无能。对于皇甫嵩按兵不动，与闫忠等人来往的事情，他们绝非全然不知。于是，中常侍张让来到前线，向皇甫嵩索要5千万钱。张让与皇甫嵩非亲非故，突然索要这么一大笔钱有些突兀，恐怕是借皇甫嵩与闫忠来往之事讹诈。皇甫嵩不肯出钱，于是在七月被罢免军职，削减封地，回家乡休息，他的部队则全部交由董卓统领。
八月，看到西北叛军已经威胁到了西汉诸帝陵园的安全，灵帝终于着急了，封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袁绍的族孙、执金吾袁滂为副将，与荡寇将军周慎、右扶风鲍鸿、扬武都尉陶谦、参军事孙坚等将领率领十余万大军西征，与董卓联合讨敌。此外，又按照皇甫嵩的老建议，招募了3千名乌桓雇佣军，令涿县令公孙瓒统领。公孙瓒是卢植的学生，刘备的学长，以善于指挥骑兵闻名。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又听说鲜卑人来袭，这些乌桓骑兵就像韩卓预言的那样，一窝蜂地离开公孙瓒溜走了，随后给河北地区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前中山相张纯本来想指挥乌桓雇佣军立功，却被公孙瓒抢了先机，因而对朝廷不满。见此机会难得，他便与前泰山太守张举合谋，暗中联络这些乌桓人，准备起兵反汉。
张温出征时，成都人张玄又来劝他，在宦官前来饯行时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回师洛阳清君侧。张温不肯从，张玄长叹：“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逃入山中隐居起来。九月，张温军进抵美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遭遇韩遂军主力。参军事孙坚自恃骁勇，率领千余名新兵冲阵，被敌人围困起来，杀得全军覆没。孙坚丢了军官印绶，只身逃回来，张温手下诸将都嘲笑他，只有董卓佩服孙坚的勇气。《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说张温的大军刚到，边章、韩遂等人便不战而降，所以孙坚没有立下军功等等，明显是在为孙坚的惨败开脱。该书又说董卓开会迟到，言语冒犯张温，孙坚便劝张温杀董卓，同样荒谬。董卓身为大将，历年军功甚多，手握重兵，部下亲附，还是董太后的亲戚，张温想杀都未必杀得了。后来，董卓恨张温而欣赏孙坚，也说明事情的真相正好相反。张温人品不佳，陶谦就很讨厌他。《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力图让读者相信的，是孙坚与董卓的关系一向恶劣，好人与坏人永远黑白分明的假相，这和其它史料希望让读者相信，曹操早已同袁绍决裂的现象如出一辙。
十月庚寅，灵帝的老师、袁逢的亲家、司空杨赐去世，举朝哀悼。同月，张温、孙坚等人的败状渐渐传到洛阳，许多官员都知道了，却不敢报告灵帝。谏议大夫刘陶忍无可忍，上奏书说：“车骑将军张温有勇无谋，把全部主力集结在第一线，连支预备队都没有。西羌叛逆的将帅多是段颎的老部下，熟悉军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变诈无穷。现在，胡骑连战连胜，已经攻进了陵园，离张温的营地不过咫尺之遥。臣时常担心，敌人一旦向东北绕道河东、冯翊，奇袭函谷关，包抄其后路，我军将无人能够返回。臣知道自己废话太多，招人讨厌，但实在不能不说，因为一旦国家危险了，臣也无法再活。现在我报告8件要事，希望陛下能够尽快采纳。”随后报告了8件事，大都是对宦官的批评。
自从韩遂等人以诛灭宦官为名起兵以来，这些半阉人就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现在见刘陶的意见与韩遂相同，他们便向灵帝诬告刘陶说：“现在四方局势平静，而刘陶一心唱衰朝政。前线的军情我们都还没听说，刘陶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大概是韩遂一党吧？”于是以里通羌虏，与黄巾余党来往之名逮捕刘陶，刘陶愤而在狱中自杀。
事实证明，刘陶的判断有些过于悲观了。十一月，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粮草已尽，又看到彗星出没，感觉天象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撤退回家乡。董卓闻讯，立即出营追击，消灭了几千名敌人。西北叛军也不抵抗，一路跑到凉州金城郡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东）。
张温得到董卓的捷报，大为振奋，认为可以一举荡定凉州，于是分兵两路：荡寇将军周慎率3万人西追边章、韩遂，破虏将军董卓率3万人北讨先零羌。董卓认为敌军主力尚存，这样贸然进军肯定打不下来，但张温不听，两人之间的矛盾从此升级。最后董卓无奈，带着兵马北上，但又派别部司马刘靖率4千人东进到安定（今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伪装出有几万人的声势。羌军虽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担心安定的援军，果然不敢贸然围攻董卓。董卓也不卖力进攻，谨慎行军，令对方无机可乘。
与董卓军北上同时，周慎军逆渭河而上，逐步逼近榆中。孙坚对周慎建议说：“榆中城小而坚固，兵力再多也难以很快攻下。但此城中目前粮草短缺，必须从外输入。我愿带1万精兵快速挺进金城，断其粮道，将军率2万大军在后接应，敌人肯定不敢迎战，也不能坚守，只好突围而出，这样就容易消灭了。”周慎因为美阳战役的原因，一直看不起孙坚，所以不采纳他的建议，率领3万大军缓缓进军，包围榆中。边章、韩遂果然带骑兵包抄过来，反而切断了周慎的粮道。周慎手足无措，被迫狼狈撤退，在关西铁骑的前后堵截下，损失了大部分士卒。
听说周慎战败，董卓知道自己不能再孤军深入，立即下令撤退，但还是在望垣（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北）被敌人追上，包围在渭河边，箭尽粮绝，陷入险境。董卓于是声称要捕鱼给将士充饥，在河上造了座水坝，将河水水位降低，然后连夜渡河，随即拆毁水坝。敌人次日发现之时，渭河的水位已经很高，人马无法渡过。就这样，董卓全师而退，因功被封为侯爵。汉灵帝并不怪罪张温，反而封他为太尉，孙坚也因作战勇猛而升任长沙太守。
起初危机四伏的公元185年，就这样在新的危机中结束了。
对于袁家来说，公元186年是个非常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是袁安出任司空的100周年，也是袁家“四世三公”的开始。这个家族连续担任宰相，居然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纪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不过在公元186年，袁家成员却没有一个当三公的，而且直到灵帝驾崩为止都如此。这倒不是因为灵帝不再信任袁家成员了，正相反，他授予了他们以实在的军权：袁隗为后将军，袁绍为虎贲中郎将，与何进、何苗兄弟共同掌管洛阳防务。在此之前，袁家还从未如此接近过军队呢。
灵帝当然有必要加强洛阳防务，因为黑山等农民武装的活动区域与洛阳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但与朝廷直接对抗的黄巾军不同，这些人“反贪官不反皇帝”，头上不戴黄巾，不准备颠覆东汉政权，时刻准备接受招安。很快，杨凤就获得了朝廷赐予的“黑山校尉”一职，还有权力“举孝廉”。于是，张飞燕（张燕）等许多农民武装的首领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当起地方官来了。
杨凤、张燕等农民武装领袖接受招安之后，灵帝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又开始寻求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新领域，而这次竟然是科技。在公元186年，他和宦官们发明了形如天禄（一种传说中的西域独角兽，形似鹿）和虾蟆（癞蛤蟆）的自动喷泉，以便向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