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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首先对袁绍说：“本初啊，只有贤明之人，才配当天下之主！一想起灵帝，就令人生气！董侯看上去不错，我打算拥立他，你觉得能比史侯强吗？”
袁绍回答：“皇上目前还年轻，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您如果要废嫡立庶，恐怕大家不会同意的吧。”
董卓说：“有些人小时候还挺聪明，长大了以后却越变越笨，我看史侯就属于这种情况，一点出息也没有。咱们就先这么办着，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袁绍说：“汉家君临天下已4百多年，恩泽深厚，百姓拥戴。外界盛传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如果我们废掉刘家后裔，另行拥立一个本来不姓刘的人，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董卓说：“老刘家的种就那么好？实在烂泥不上墙的话，我看也没必要再留着。”
袁绍说：“您这话我可坚决不能同意，别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对袁绍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的一句话？我想办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利吗？”
袁绍回答：“天下武力强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这样，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讨论一下，再答复您。”然后起身离去，满座惊愕。
离开董卓家之后，袁绍便把自己的节杖挂在洛阳东门上，以示辞职，并带着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和司隶校尉印章，经河内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韩馥去了。同时，袁术南奔荆州南阳郡，而曹操东奔兖州陈留郡。
这一天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命运。
对于这场导致袁绍与董卓关系破裂的辩论，我们至少应该提3个问题：
一、袁绍有必要坚持反对董卓废史侯，立董侯吗？
二、袁绍出奔冀州，是一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三、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是宝剑，还是腰刀？
首先，因为董卓是董太后的亲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杀，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儿子，所以董卓废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袁绍，任何一个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员都应当能够预料到此事。如果袁绍始终坚决反对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开始就不必姑息养奸，后来更无须当面顶撞。实际上，支持董卓拥立董侯，无损于袁家的利益，为此与董卓决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为汉朝的未来考虑，又正如董卓所说，史侯懦弱无能，董侯聪明稳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董卓来说，继续维持汉朝统治是较好的选择，废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汉少帝只是为了自保，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招致袁绍如此激烈的反对。
袁绍与董卓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支持汉少帝（史侯），反对汉献帝（董侯），因为这是袁绍成为何进政治遗产继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袁绍一直在社会上宣称，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如果拥立董侯（献帝）是袁绍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与董卓迅速决裂，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实际上，董卓一开始并不认为袁绍会为此与自己决裂，所以放任袁绍等人从洛阳逃走，后来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宽恕和封赏，以求双方和解。但袁绍要的是最高权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控制着首都军政，而董卓却夺走了这些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大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袁绍才会与袁术、曹操等人义无反顾地出奔，才会在已经得到董卓的宽恕后组织讨董卓联军，而丝毫不为洛阳亲友的安全考虑。
其次，袁绍出奔冀州，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也难以顺利地将包括3个儿子在内的家人都带出洛阳。另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后来曹操在吞并袁家势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打算利用恢复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简直一模一样。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这是谁都难以忽略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全中国，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创业初期不能占据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时势使然。
其次，袁绍后来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并非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第三，袁绍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尾评论说：“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一点都不夸张。曹操后来用以在官渡战场上和袁绍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灵等，都是袁绍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绍派来辅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绍的部下，也因此同时出奔，《三国志》和《魏书》等史籍却反复强调曹操一直独立自主，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系当时的局势，袁绍可能虽然已经决意前往河北发展，但因为袁家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所以感到忧虑。曹操见状，便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过，《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也说明了在袁绍集团覆灭之后，人们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他晚年忽视人才培养，一意重视地利，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许攸、鲜于辅、张郃、高览、朱灵等人联手击败的历史事实有共识。但是，创业早期的袁绍并不是这样刚愎自用的。
袁绍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勃海郡属冀州，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对袁绍比较友好，便于他开展工作。以人口论，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国排第8位，超过凉州总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总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绍的谋士荀谌所言：“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这个郡包括今河北省东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夹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间，距离兖州和并州也不很远，占据黄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沃土，实在是战略要点，难怪公孙瓒和曹操都对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腰刀，而不是《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的宝剑。袁绍当时“横刀长揖”，佩戴的显然也是腰刀。这看似一件无关主旨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变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在东周和秦朝，中国短兵器以剑为主，而在西汉时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来，但还没有普及；到了东汉末年，宝剑的地位已经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剑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经济；二，剑的招式繁多，训练周期比腰刀长；三，随着盔甲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铠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剑杀伤力下降，效果不如专门用来劈的腰刀。腰刀虽然未必能劈开敌人的铠甲，但却可以使其变形，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剑如果不能刺穿敌人的甲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剑容易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而腰刀因为有一定弧度，拔出来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兵器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众多新式武器都将随之应运而生。
在与袁绍争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废汉少帝，立董侯的意见。百官震惊，但只有尚书卢植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打算杀掉卢植。幸好蔡邕等人为卢植求情，他这才仅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离洛阳，到幽州上谷郡隐居起来了。多年来，卢植的政治意见始终和袁绍保持一致，后来担任袁绍的军师，帮助袁绍对付自己的学生公孙瓒。同时和卢植从洛阳逃走的，大概还有他的另一位学生刘备。
袁绍、袁术、曹操、卢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废立问题表态，袁隗同意，议案于是通过。当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黜汉少帝为弘农王。袁隗随即走上殿阶，亲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玺，并搀扶他下殿，向弟弟陈留王刘协跪拜称臣。刘协（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称汉献帝。
汉献帝刚刚奉何太后的诏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导致她的非正常死亡，严重违反了婆媳之礼。”将何太后软禁于永安宫。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又将何太后的弟弟何苗从棺材中刨出来支解。显然，何进的尸体此时早已找不到了，否则一定也会成为董卓的泄愤对象。
立董侯、杀太后，使复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拜远在幽州的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空出来的太尉之职则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实，大司马与太尉是一回事，东汉时期的文献经常混用这两个职务。董卓把它一分为二，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刘虞的军权。此外，董卓又因拥立新君有功，得以加节传、斧钺、虎贲，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了加强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选择贾诩为自己的幕僚，随即加拜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讨虏校尉。
十一月，应蔡邕的表举，汉献帝拜董卓为东汉时期从未设置过的相国，有权“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往，任何贵族大臣入宫都要小跑（趋），并且在殿门外脱掉鞋子和袜子，以示对皇帝的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