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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我们哥仨里叫谁念这个书呢？额娘犯了愁，按理说应该让老大念，可是老大已经过了岁数，同时他跟着傅大叔一天到晚神神叨叨是不行的。叫弟弟念吧，小河屯的学校离破帽子沟有七八里地远，还得翻一道山梁，家里人又不放心。合计来合计去还是我比较合适，于是就把我送到了小学。为这事，弟弟和我别上了劲，看我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不用好眼睛瞅我，一直对我有一股怨气。
我念书的学校在小河屯，只有一个姓刘的先生。这个刘先生六十来岁，白发苍苍，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有个爱抽鼻子的毛病，碰着了刮风下雨或者天气冷一点，他那个鼻子“哧噜哧噜”地抽起来没完，听起来有点烦人。我们这些小学生当面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先生”，背地里却都叫他“哧鼻子”。
这先生虽然好哧鼻子，但学问挺高。老中华民国的时候，他在长春市小学任教。后来年纪大了被学校辞退，来到小河屯的亲外甥家，办了间私塾。满洲国以后私塾又都变成了官办小学，他就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学堂是在屯中一座三间草房里，东屋是女生的课堂，西屋是男生的课堂，两间屋南北大炕上，放着二十来张小课桌。
刘先生每天早上上课前，总好先说：“同学们，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呀，只有学习好，知识丰富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咱们中华民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老受人家欺负，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贫穷落后，百姓愚昧，缺少知识。”他的这番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我们都烦了。
不过他的这一番话有一次惹了大麻烦，差一点被送进了警察署。
那是我上学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双岭子屯张保长的两个小孙子，其中就有叫“三斜楞”的那个小子。因为贪玩没完成作业，第二天上学时刘先生勃然大怒，拿起戒尺把两个小子的手掌心好顿抽，打得这俩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肿起挺老高。
放学后回到家里，张保长急眼了，叫管家连夜来找刘先生，质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面，一个小孩子没完成作业，值得这么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俺家老爷照着（照顾），你能在这干得这么消停吗？”
“我到农村来不是图挣两个臭钱，我家在长春有买卖不缺钱，就是想叫这贫穷山区的孩子能念上书。至于你家老爷照着我，你转告他，我表示谢谢。但是，这和教孩子是两码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这个教法，要不行你们就把孩子领回去。”
管家在这个倔老头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镇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说有人告他散布反满抗日言论，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刘先生的外甥塞给两个警察每人十元钱才把这事平息了下来。
刘先生在围前左右的屯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浑身难受，鼻子堵得喘不过气来。这大鼻涕不知咋那么多，“哧噜哧噜”地抽起没完。在课堂上刘先生瞅我不顺眼了，因为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赛似的。第一堂课，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里毛的学的（发毛）。
第二堂课他拿着戒尺过来了，问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给你治治，把手伸出来。”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出来，只见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两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还哧噜不了？”
我鼻子一紧，“哧噜”一下说：“不敢了。”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学以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唠了几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为什么？”
“先生哧噜鼻子，我就不应该哧噜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脑袋说：“先生今天不讲理啦！这两天我的心里憋得难受，拿你撒了气，你心里一定觉得挺委屈。”
先生的这番话，说得我眼泪在眼圈直转转。
“先生憋什么气？”
“县教育课来通知，叫小学开办日语课。我寻思这学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华民族的宝。开了日语课成了啥玩艺？再说咱也不会那东西呀！一说起来叽里哇啦的，不是西的，就是青蛙，听着都难受，咋说呀？”
“那咱就别开呗！”
“不开还不行，我正托中心校的校长和上边说说呢。”
后来因为没有日语教师，我们那个学校的日语也就一直没有开。
那时候念书学费不用交，只需交自己书本费两斗小米就可以了。就为这，全家人省吃俭用，晚间连油灯都舍不得点，天一抹黑额娘就催我们上炕睡觉。冬天里大长的夜，那能眯得着，我们小哥俩只好躺在被窝里捅捅咕咕练起了武术。多咋老爷子回来骂了句：“妈拉个巴子，还不睡觉，瞎捅咕啥？”我俩才消停地眯在被窝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即使是这样，这两斗小米还是难以凑够。没办法，弟弟八岁就给张保长家去放猪。一个八岁的孩子，赶着十几头猪，穿行在山坡老林子里，那艰难的情景可想而知。
有一次，弟弟放猪时，一头小猪崽子摔到了砬子底下，把腰摔坏了，后腿也断了一条。
晚上回来后，张保长一见小猪崽子摔瘫巴了一只，不禁勃然大怒，抡起手中的拐杖一下子就把弟弟的胳膊打断了，弟弟又被他拳打脚踢打得鼻口窜血，被别人背着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老爷子看孩子被打成这样，心痛得直跺脚，抄起根棒子就去找张保长。
到了张保长的家，老爷子问他：“张保长，你虽然是一保之长，可也不能这么霸气呀！我家小三放猪不小心，把你家的猪崽子摔坏了，这是孩子不对，大不了我们赔你一只。你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他才多大呀，你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王井匠，你这话说得可就没道理了，你知道我这猪崽子值多少钱？我是用两担小米从舒兰镇西北乡日本开拓团换来的种猪，你赔得起吗？”
“行啦张保长，人都得讲良心，你那窝猪崽子不就是你家那头花郎母猪下的吗？花郎母猪打圈的时候，不是你家伙计赶着它到我们屯找老李家的公猪配的吗？”
张保长这下没话了，他又说：“行，就算是这么回事。那你说你家小三到我家后我对他咋地啦，是不给他吃还是不给他喝啦？看他的鞋坏得不像样，我把俺家孩子的新鞋都拿出来给他穿。你还让我咋地？这回是他不争气，净贪玩，我教训教训还不应该吗？”
“有你这么教训的吗？再教训两次孩子都被你打死啦！”
“你别跟我来这套，孩子我已经打啦，你能咋地，愿哪告哪告去！”
老爷子是个火杖子脾气，听他这么一说，抡起棒子就要和他拼命。院里的伙计们强把他拉住推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溪浪河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进屋不容分说就给老爷子一通皮带，然后把他带到警察所扣了起来。罪名是携带凶器私闯民宅，企图行凶扰乱社会治安。
第二天，大姐夫叫他的老爹“张八先生”给警察所送了五十元钱，老爷子才被放了回来。
大家问他：“警察所怎么说的？”
“妈了个巴子的，这帮警察更不讲理。说你家孩子把人家猪崽子腿摔断了，人家才把你家孩子胳膊打折了，这是两家扯平的事，你还到人家咋呼啥？大伙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有钱人家猪崽子的腿比咱穷人家孩子的胳膊还值钱，这叫什么世道呢！咱们穷人还能不能活？”
大家摇头叹息：“就这个年头啊，这小日本不倒咱老百姓没个好！”
为了给弟弟治伤，我只好退学。在家一面帮额娘种地，一面逢溪浪河镇集日摆个小桌给人家代写书信。过年的时候，写些对联拿到集上去卖，那时我只念了四年的私塾。
第 九 章 抗日志士
有一年天气大旱，春脖子的时候连续三个月没下雨，松花江水都快干枯了，平原地区庄稼颗粒无收。破帽子沟这个旱涝保收的山区，收成也减了一半，张家大院的人天天来催租子，伪政府的税务官也紧催不放，住在破帽子沟这个从来没缺过粮食的地方人们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转过年的春天，屯里家家都没粮了，人们只好吃野菜度饥荒。偌大的几架大山，短短的两个月野菜就被挖得精光。到了夏季人们只好吃树皮，吃得小孩们拉不下屎，憋得“哇哇”直哭。平原地区的百姓更苦，有很多老人小孩都被活活饿死了。
就在人们饥寒交迫的时候，日伪政府又提高了税率，到处派丁抓伕，修筑铁路、军用仓库和丰满电厂，这无疑是给本来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富有反抗精神的东北人民忍无可忍，就遍地闹起了胡子。这一次闹胡子虽然没有“九一八”那年的规模大，但也闹得地主老财和日本人的开拓团人心惶惶，成为伪政府的心腹大患。为了维持地方的治安，日本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
有一年深秋的夜晚，家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只见他长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满脸连鬓胡子，粗黑的眉毛，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这个人身穿黑更生布裤挂，脚穿自己编的草鞋，腰扎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板带，背后插着一把雪亮的单刀，肩上背着一把步枪，脚步震得屋地“扑通扑通”地响，一进外屋就粗声粗气地喊道：“二叔，二婶，我回来了！”看到大黑和大黄对他那个亲热劲，我就知道是三哥王喜山回来了。
说起这三哥王喜山，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个英雄人物。三哥是个猎人，有一手好枪法，指哪打哪，枪响见物，东山里的人都称他为“王炮”（枪打得准的猎人）。
有一年，东山里几个出名的炮手聚在一起拜了把子，曲波《林海雪原》一书中的惯匪“郑三炮”，就是他们哥八个中的老三。三哥排行老六，人称“王六炮”。
“九一八”事变那年，东北遍地起胡子，年轻人大多参加了胡子队伍。三哥的几个拜把子弟兄都当了胡子，唯有三哥这个出名的炮手不沾胡子的边。各路绺子的大当家都相中了三哥的一身武艺和枪法，出重金叫三哥参加他们的队伍，三哥的拜把子兄弟也劝他当胡子。
三哥说：“打日本人我没意见，不过叫我杀人绑票，造害老百姓我不干。”
“你这话就错了，一来有钱人的钱哪来的，都是咱穷人的血汗；二来要打日本人，咱们兄弟没吃没穿，没钱买弹药咋打呀！”
“那我不管，你们要说咱光打日本人，我啥话没有保准参加。要说啥都干，你给我多少钱也不行。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到我这一辈绝不能出来一个当胡子的！我和你们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
面对三哥这样一个艺高胆大，脾气又非常倔犟的人，胡子们又气又恼，既害怕他参加别的绺子对自己不利，又害怕他投靠日本人，于是决定把他杀掉以绝后患。
在一个月黑头的晚上，东山里最大的绺子“四海”派出十多个人来偷袭三哥。当时三哥溜完套子，在地窨子里吃完饭准备休息。猎狗“虎子”在外面狂吠起来，三哥知道有情况，拿起枪吹熄了地窨子里的油灯，一个“赖驴打滚”窜出门外，躲进地窨子边的树丛中，趴在一块大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