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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人。
要说这几个日本汽车驾驶教官，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对汽车驾驶修理确实有一套。汽车出了毛病，不需开盖检查，只要一听汽车的发动机声音就知道病在哪里。开车的时候，车在操场的标杆中穿梭自如，没有一个标杆被刮着。不过这几个人的脾气也相当大，本来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就横行霸道，这几个教官在日本部队里又是佼佼者，可想而知，这中国士兵在他们跟前得受多大的气。
在日常生活中，这几个日本教练的洗脸水、洗脚水和刷牙水都得由中国士兵轮流值班给他们准备好，水凉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有一次，有个姓牟的士兵给他们准备洗脚水的时候，一个叫桥本的教练嫌呼水热，端起来连盆带水扣在姓牟的头上，后来发展到他们脚都要由我们来洗。
训练的时候，那谱摆得就更大了。手套得准备好让我们在跟前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着。练习修车的时候，你得拿着工具盒，在旁边立正站着，他一伸手你就得把他用的工具递上去。递错了，轻者骂你一句“八格牙路”，重者当时就揍你一顿。
新兵训练的第一项是喝汽油。喝汽油对我们这些新兵来讲真是个遭罪的事。那时候汽车相当的少，我们这些农村来的青年多数人在家时，连汽车啥样都不知道，这汽油不用说喝，连闻到味都直想吐。日本教练说：“你们的汽车的干活，汽油必须得喝！行军打仗，汽车油路的不通，你们的怎么办？用嘴抽的干活，汽油的喝不了，油路的怎么的通？”教官叫喝就喝呗，咋喝的时候，那胃反得把肠子要吐出来了。一碰到这种情况日本教官就来劲了，你在那弯着腰翻肠倒肚地吐，他拿着竹剑在你后背“啪啪”地抽，那滋味比砍你一刀都难受。
喝汽油过关以后，新兵们开始驾驶训练。日本教官设计的场地都是坑洼不平的路面，所立的标杆也是弯曲不直，宽度刚好能过去一辆汽车。谁要是开车把标杆碰一下，就要挨一个大嘴巴。这样的条件，老司机都很难把握住，何况我们这些从来没开过汽车的人。
有一次，一个姓石的九台人，上车第三天日本教官就叫他开车穿越障碍。当到拐弯的时候，教官叫他“减速打舵”。结果他一紧张，一脚踩在油门上，汽车猛地一窜，撞在了大墙上，保险杠撞掉了下来，汽车的前罩也撞得破烂不堪，日本教练的脸被风挡玻璃碰得血渍糊拉。日本教官气得一手捂着脸，一手指着他说：“你的猪一样的笨，汽车兵的不行，苦力的干活！”当天下午，姓石的就被扒下军服送往劳工队。
有一次，我也着实挨了一通揍。那是在考核汽车故障修理的时候，教官特意把车的电路弄断，我上车后怎么也打不着火，用摇把子也摇不着。
教官问我：“什么毛病？”
“线路故障。”
他点了点头。然后我下车掀开车盖检查修理，那时候修理汽车没有仪表，只能凭经验用眼睛找。几十条线路老司机找起毛病都困难，何况我这个刚会开车的新司机。教官规定在十分钟内找出毛病修理好，结果我用半个小时也没找出毛病。日本教官把我好顿“三宾”，打得我脸肿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熬到了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奉天国兵三大队队部当汽车副驾驶员，同车的驾驶员姓刘，是吉林省榆树县黑林子人，比我早入伍三年。黑林子离破帽子沟只有一百来里地，因为是老乡我俩的关系一直处得不错。
大队部有个日本少佐顾问叫山田一郎，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大团脸，大眼睛，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子下留着一撮黑黑的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可是为人却很歹毒，我们大队就他说了算，大队长只不过是个摆设。
山田顾问不知是什么原因，从我分到大队部后，就是看我不顺眼，平常都不是好眼睛瞅我。他这个人从来不打人，也不骂人，看谁不顺眼就给你关禁闭。
国兵部队的禁闭，就是把犯错误的士兵关进小屋子里，一天只给一碗高粱米饭和一杯凉水。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他关了三次禁闭。第一次说我看见他敬礼姿势不正，第二次说我用眼睛斜楞他，第三次说我给他敬礼的时候左腿乱哆嗦。三次关了我八天，饿得我眼睛发花。大伙都逗我“一个月关了三次禁闭，这可是打破了纪录”。这个山田顾问为什么看不上我，我百思不解，这个谜后来还是老刘给我解开的。
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姓刘，是榆树县城人。“九一八”事变那年，他拉杆子立山头，当上了胡子的大当家，山头名号叫“镇关东”，手下有三百来号人。日本人占领榆树县城后，他被日本人的血腥屠杀吓蒙了，带着手下人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把他的队伍调到奉天，叫他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驾驶员老刘是他一个远方的侄子，大队长一直想把他这个侄子提拔成中队长，可是山田不同意，说老刘“文化的没有，开汽车的可以，指挥部队的不行”。老刘也对他憋了一肚子的气。
有一天，大队长在饭店请山田吃饭，几个中队长和老刘做陪。
酒喝到高潮的时候，老刘问山田：“太君，你的为什么总看我的副手不顺眼？”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老同学渡边叫他摔伤了，现在一使劲还大口吐血，我得教训教训他！”
老刘回来以后，把山田的话和我一学，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心想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一个日本少佐收拾我一个小国兵那不是小菜一碟吗？长此下去他总有一天非得把我收拾死。不行，这个兵我死活不能当了，瞅个机会得跑。
我把想法和老刘一说，老刘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有机会咱俩一块跑。我在这也没什么大出息，不如跑回家伺候二老去。”
说完这话，我当时提心吊胆好几天。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老刘能不能出卖我？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后悔得够呛，心想老刘要把我出卖了可就完了。
过了几天没有动静，心里才安定了下来。
一九四一年，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的抗日联军特别活跃，打得日本部队和满洲国政府军手忙脚乱，顾东顾不了西，扫荡一个接着一个。抗日队伍打了这支又出来那支，奉天城外也时常有小股的反日武装出现。他们打据点，端炮楼，扒铁路，搅得奉天地区日本人不得安宁。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此大为恼火，命令奉天守军进行清剿。
六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由我们三大队和日军一个中队前往西南四方台地区扫荡胡子。
当部队走到离奉天50余里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时，乌云密布，一阵狂风刮过，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炸雷震耳欲聋。暴雨形成的水溜子冲在汽车的风挡玻璃上，驾驶员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大队长和山田顾问乘坐的那台破旧的老式小汽车也抛了锚，驾驶员顶着大雨检修，部队只好在村边休息避雨。
雨稍后小了一点，从前边的日本军车上跳下几个日本兵，顶着雨向小村庄跑去。老刘说：“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这帮小子进村保准没有好事。”果然不出所料，这帮鬼子刚到村边就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一条小黑狗哀嚎着，咧咧歪歪地倒在了村口。
这帮日本兵打死了小黑狗后，便钻进了一户人家。屋里马上传来了撕打声和女人“救命”的呼喊声，老刘说：“不好要出事！”打开车门就跳了下去，我也跳下车随他向村里跑去。
我俩跑到日本兵进村的那座小茅草房，推开屋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外屋地下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头上被枪托砸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屋里炕上四个日本兵正用手按着一个以被扒得一丝不挂的妇女，妇女身上趴着一个把裤子退到了脚下的日本兵。那个妇女看到我俩进来，瞪着一双求助的眼睛瞅着我们，嘴里有气无力地喊着“救命”。我一见这情景肺都要气炸了，拳头一握就要往上冲。老刘一把拽住我小声说；“他们人多，咱俩找弟兄们去。”我俩撒丫子就往车队跑。
到了车队跟前，我俩气喘吁吁地对车上的弟兄们说：“不好了，鬼子兵在屯里轮奸妇女！”车上的弟兄们一听，一边骂一边纷纷跳下车随着我俩向这家跑去。
到了屋前，几个弟兄把门堵住，其他的人随我俩进了屋。
进屋后，只见这几个家伙兴致正高，一个满脸连鬓胡子的小个鬼子笑嘻嘻地对我们说：“花姑娘的干活，大大的好。你们的等一等，皇军的先来。”边说边解裤腰带。我跳上炕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使劲一摔把他摔到地上。其他日本兵一见，马上过来和我们撕打到一块。
那次进屋的只有六个日本兵，我们进屋有二十多人。一通拳脚之后这伙日本兵被我们打得鼻青脸肿，乖乖地站在墙角。
鬼子中队长听到消息后，带着二十多个人荷枪实弹地跑了来，到跟前不容分说地骂道：“八格牙路，你们皇军的敢打，统统死拉死拉的！”随他来的日本兵一听，“哗啦”把子弹推上膛，用枪口对准了我们。
弟兄们也急眼了，七嘴八舌吵吵：“你们还是人不是人，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妇女，拿我们中国还当人不？”
鬼子中队长横蛮地说：“中国人——人的不是，猪的一样！”
正在这个时候，山田顾问和刘大队长赶了来。问明情况后，山田用日本话把鬼子中队长好通训，大意是我们到中国来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们这么干，不是要激起中国士兵的愤怒吗？如果发生兵变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骂得鬼子中队长诺诺连声。然后又给六个日本兵每人抽了两个大嘴巴子，对我们说：“皇军在外，辛苦大大的，花姑娘的干活，你们的谅解。”
刘大队长也劝大伙说：“皇军已经赔礼道歉了，这事就算拉倒吧，马上回车上准备出发。”
临走的时候，我看炕上的妇女，用衣服裹着身子蹲在炕旮旯里瑟瑟发抖；外屋地上，她男人躺在血泊中正一口一口地拔气，便掏出了兜里仅有的二元钱扔在了炕上。弟兄们也纷纷解囊，扔到炕上一些钱，然后回到了车上。
路上，老刘闷闷不乐地对我说：“老弟呀，你说这么大的事，几个嘴巴子就拉倒，咱们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还算不算人？”
“算什么人，没听日本人骂咱们猪的一样吗？”
“操他八辈祖宗的，这么不拿咱们当人看，咱还给他们卖什么命，有机会咱俩跑他个狗日的！”
部队到了四方台后，胡子们已经销声匿迹。那时候的胡子都是老百姓，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出来活动。别说是日本人，就连我们这些中国人也分不出他们谁是老百姓，谁是胡子。因此，部队到达四方台子十来天也没什么战事。
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我和老刘一边擦车一边唠着闲嗑。刘大队长匆匆走了过来对老刘说：“‘二愣子’（老刘的小名），你俩赶快把车打着火，送山田顾问回奉天开会。”
“三叔，你的车呢？”
“我那还叫车呀？什么破玩艺，一有事就坏，修都修不好。”
“我真不愿意送他。”
“你不送谁送呀，叫别人送我能放心吗？出点差错那可是得掉脑袋啊！”
老刘嘟嘟囔囔地说：“我真不愿意送他，天天瞅我不顺眼。”
刘大队长绷着脸训斥：“你哪那么多废话！叫你送你就送，顺道再和他拉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