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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经过和二老一学，他们都掉下了眼泪：“不管咋地，回来就好。”
吃过额娘给我热的饭，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我的心里犯开了嘀咕，心想：二老只知道我从国兵队伍跑回来的事，岂不知我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和老刘偷偷地离开了绺子，这可是犯了胡子们的大忌，按照山规必得追杀。虽然“靠江龙”对我曾一往情深，可我这是背叛她，肯定要伤她的心。即使她能放过我，手下的四个弟兄也决不能善罢甘休。“凤凰山”和“尖山子”之一江之隔，他们肯定得派人来找我，这两方面的危险使我不得不咳声叹气。
阿玛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劝说道：“别犯愁了，没有过不去的河。”
为了不叫二老担心，我想了想后，没提当胡子的事，只说：“我不能在家呆着，得躲一躲，一旦叫熟人碰见可就坏啦！不用说杀了日本人，光逃兵这一条就是死罪。”
阿玛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心隔肚皮，这年头谁都保不准！”
那么上哪儿躲呢？合计来合计去觉得亲属家都不保险。
阿玛说：“你不如到山上躲一阵子，东大沟大石砬子底下有一个破窨子，是东山里一个打猎的炮手留下来的。那地方僻静，一般没人去，猫在那儿把握。”
说完后，领着我又带着两条狗，揣着几个苞米面窝头向大东沟走去。
破帽子沟的大东沟，满洲国的时候树高林密，灌木丛生，野猪、黑瞎子时常出没，屯里人一般不到这里来，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我们爷俩到达大石砬子底下时，天已大亮。只见打猎留下的地窨子已经破烂不堪，低矮的屋顶四处露着天，屋内坍塌的土坑上铺着一层发黑发霉的谷草。我们收拾了半天，好歹能住人了，老爷子才回到屯里，两只狗给我留下来做伴。
晚上，老爷子送来了饭和棉被。吃完饭后，我躺在松软的干草上看着破窗户外天上的星星，真是百感交加。心想我这才二十来岁，这生活咋就这么的艰难，这人生的道路咋就这么地难走？想来想去，我觉得这都是社会黑暗、政府无能和小日本作的孽……这一晚上我睡了一个塌塌实实的觉。
在朦朦胧胧中，我好像听到两条狗“吠吠”地抽起了鼻子。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门外的草地上，一条足有茶杯口粗的大松花长虫向窝棚慢慢地爬来。这条长虫足有两米多长，瞪着红红的眼睛，吐着鲜红的信子，样子十分吓人。我知道松花长虫没有毒，一般不咬人。因此也没觉得害怕，倒觉得挺好奇，心想这么大的长虫恐怕得有年头了。可两条狗不容了，守在门口冲长虫一扑一扑地狂吠。这条长虫盘成一团，脑袋探出二尺来高。狗一扑，它往前一窜，一来一往斗了足有一袋烟的功夫，它才扭身钻进了草丛中。
咋看，这蛇同狗斗挺好玩的。时间一长，我想了起来，这大石砬子的长虫特别多。一天阿玛送饭来的时候，我特意把他的烟袋留下。因为这烟的尼古丁是长虫最害怕的东西，只要沾上一点，它就会浑身起包，翻几个就死掉。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学会了抽烟。
转眼又过了十多天，有一天阿玛送饭来的时候来得特别晚，傍响午的时候才把饭送来。
阿玛提着饭筐一到地窨子门口，就问我：“怎么样，饿坏了吧？”
“不饿。”
“家里出了点怪事，我才来晚了。”
我问他什么怪事，他说：“前天，咱屯里来了俩要饭的，向屯里打听一个叫王宾的人。他们说的王宾模样和你长得差不多。别人告诉他们，叫王宾的人没有，有个叫王世臣的和他们讲的这个人差不多。不过王世臣当国兵已经有两年了，头一阵子，村公所告诉他家说是打胡子时让胡子打死了。这俩人听后也没说什么，到咱家看了看，要了点水喝就走了。这件事你额娘怕你听后害怕，我也就没敢告诉你。”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王宾正是我在“靠江龙”绺子上用的化名。急忙问阿玛：“后来呢？”
“今天早上，咱家又来了两男一女。那女的看样子是个大户家的媳妇，三十多岁，大高个儿，长得挺好看。到咱家后问了问家里的情况，临走时，扔给咱家二百元钱，说和你是朋友。我死活不要，她鸡皮酸脸非给不可，让我告诉王宾以后有啥为难处尽管去找她。你说这王宾咱也不认识，凭白无故接人家二百元钱，这可真是件叫人纳闷的事。我和大伙合计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才把饭送晚了。”
“阿玛，这事没什么好纳闷的，那个女的就是江西尖山子的胡子头，名叫‘靠江龙’，她要找的那个王宾就是我。”
老爷子一听，眼睛一瞪：“你怎么和胡子拉挂上了？”
“那是迫不得已。”然后把详细情况跟他学了一遍。
老爷子听了以后打了个唉声：“那也是个没办法的事，不过你这步棋走得对，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安份守已的人。你二爷爷、你三哥，胡子们花高价钱雇他们，他们都不干。你要是娶个胡子媳妇回来，丢人现眼不说，还不把我活活气死！”
这件事过去又有二十来天的时间，“靠江龙”又打发两个人来破帽子沟探听我的消息。乡亲们都说没看着我，从此以后再也就没有人来探听我的消息了。
“靠江龙”留下的二百元钱，家里可解决了大问题。那一年正赶上粮食欠收，阿玛打井的活也不好找。用这二百元钱买了全年的口粮又添置些衣服和被褥等。
光阴似箭，转眼我回来已经两个多月了，天气逐渐变冷，地窨子里虽然有炕，但怕被人发现，一直不敢点火。为此我得了腰腿疼的病，全身各个关节红肿酸疼。我想老这么猫着也不是办法，眼看就要落雪，打猎的人又要跑山了，哪天被人发现我这小命也就交代了。再说即使不被人发现，长此下去不死也得瘫在这里。家里本来就勉强维持，添了我这么个白吃饭的不够二老的呛吗？我想起来当兵以前我有个好朋友叫姜成山，在舒兰家里开了一个小饭馆。以前我每次到舒兰都要到他家坐一会儿。老头、老太太对我也挺好，碰到饭顿，非得留我在那儿吃不可。
这一次我寻思别的地方不认识谁。大姐二姐那儿也不把握，何不到他那里去，让他给我找点活干也比在这等死强。
阿玛送饭来的时候，我把想法和他一说，他叹了一口气：“咋整？别的也没什么招，出去闯一闯也好，在这呆着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家里人也跟你提心吊胆的。不过你的名字得改一改。”
改什么名呢？我说：“我三哥的良民证在咱家不？”
“正在咱家，他走的时候忘带了。那你就先用他的名字，使他的良民证吧。”
从此以后，我就把“王世臣”改成了“王喜山”。
第 二十 章 日军横行
俗话说“老天饿不死瞎家雀”，这话一点也不错。我从破帽子沟走的那天，天空下起了小雪。西北风吹在单薄的衣服上，冻得人浑身直激灵，为了抵御风寒，我连跑带颠地往舒兰赶，在中午时分就赶到了二道河子。
二道河子在舒兰县是个大镇。小日本的一个勘探队在那里勘探，说二道河子地下有煤。当时日本一个中队驻扎在那里，东山里的胡子也很少到这一带活动。因此虽是个风雪天，街里的集市仍然很热闹。
我走到镇上的时候，饿得可真就不行了。肚子“咕咕”叫个不停，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每迈一步都觉得特别沉。
二道河子集市上的各色小吃应有尽有，麻花烧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摸了摸兜里的钱没舍得买，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几张苞米面煎饼和一碗豆腐脑吃了起来。
那天这家小饭馆的人特别少，加我总共只有两个人。掌柜的走出柜台和那个吃饭的人闲唠。
他说：“老弟，你们那屯有没有识字的？”
“干啥？”
“我这才是没事找事呢，后街的‘张记糖房’要找一个管账先生。我顺口说‘我那旮旯南来北往的人多，想法给你物色一个’。没想到这管账先生这么难找，有钱人家识字的不稀罕干，穷人家又都不识字，老张家还当个事似的，天天来问有点眉目没有，你说咱答应人家的事能不给人家办吗？办又办不了，我这两天正犯愁呢！”
我一听急忙凑到跟前说：“掌柜的，您看我怎么样？”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小伙子，你是哪的人？”
“溪浪河的。”然后把良民证拿出来给他看了看。
“念过几年书？”
“四年。”
“会打算盘么？”
“学过珠算。”
“行，我看小伙子挺精神，你抓紧吃饭吧，吃完了我领你去。”
我着急忙慌地把饭吃完了，随着掌柜的去了“张记糖房”。
饭馆掌柜的领我进了大门，走进正房的时候，只见八仙桌旁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袋。
饭馆掌柜的进屋说：“张爷，你托我办的事，我给你办妥了，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
他抬起头来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下：“刘老板，他是你的亲属？”
“不是亲属，但也托底。他是我老婆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子，不托底我能给你介绍吗？”
“那倒是。”然后问了我一下年龄、家搁哪住、念过几年书、在哪个学校念的。我除了年龄外其他的都如实做了回答。
“好，那我考你一下，你先背一下‘小九九’。”背完后，他又从一个油漆斑驳的柜子里拿出了文房四宝，我一看这文房四宝也真够有年头了，砚台缺了一个角，毛笔只剩了个茬。
他见我瞅着发愣说：“小伙子，你别看我这东西破，可都是好东西。你就说这笔，这才是真正狼毫的！”
我没吱声，心想，再好的笔使成这样，这字写出来也不一定好看。铺好了宣纸，研好了墨。我挥笔写下了“恭喜发财”四个字，张爷戴上了老花镜，站在桌子前仔细端详了起来，然后抬起头，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半晌才伸出大拇指说：“行啊！小子，只念了四年书这字就写得这么漂亮，这可真是少见的事，咱二道河子还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我心想，我是卖对子出身，这字要是写得不好能卖出去吗？
刘老板也来了兴致，一边端详着字一边说道：“这字写得可真不错，笔锋犀利，柔中有刚，是大家风范。”
“行，这小子我用定了。工钱吗，我给你最高价每月十二元钱，生意好了还有小份子钱（奖金），你看怎么样？”
“行，太行了！”
刘老板对我说：“张爷这个人好啊，你好好干，他不会亏待你。”
“谢谢刘老板。”
张爷从兜里掏出五元钱，递给刘老板说：“大兄弟，这几个钱你拿回去买酒喝吧，这事麻烦你了。”
刘老板稍微推迟了一下，把钱揣到兜里后说：“张爷，你这说哪去了，咱们兄弟谁跟谁，以后有事只管吱声。”然后离开了糖房。
我送走了刘老板回到屋里，张爷给我介绍起家中的情况。他家只有三口人，老两口领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过日子。张爷的祖辈一直都在衙门当差，家中有祖传的四十余亩旱田，依靠收租子生活。
张爷的老伴是后续的，比他小二十来岁，前房老婆得了痨病，没留下一儿一女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这个老婆是一个佃户的姑娘，因为家中交不起租就把她给了张爷。
头几天，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外甥来他家串门，唠嗑的时候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