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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南方老八路同志走了过来，操着我刚能听懂的南方话问我：“你做啥子啦？”
“我是区政府的，看到这布浪当了下来，想把他重新弄弄，没想到这车上装了这么些死人。”
看样子他听我这么说有点不愿意了，用眼睛横了我一下：“这有啥子稀奇，打仗嘛，就得死人。”
“这咋死了这么多呀？”
“这才哪到哪呀，那人死得海啦！”
看样子他是个老兵，我也出于好奇，为了讨好他我回屋朝会抽烟的同志要了半盒三炮台香烟，这三炮台香烟当时还是满洲国时的好烟。我拿着烟递给他的时候，他倒没客气，抽出一支先用鼻子闻了闻，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好烟。”然后把那半盒烟要递给我，我说：“你留着抽吧！”他笑了笑把烟揣在了破军装的兜里，这下他的态度缓和了。
我一边看他有滋有味地抽着烟，一边和他唠起了嗑。
“你是个老兵吧？”
“啥子老啊，才五年哪！”
“这样的大仗你没少打？”
“抗战的时候，这样的大仗没打过，几次大仗都没赶上。那时候是游击战。今天端个炮楼，明天打下个集镇，死个二三十个人那都了不得。从打来东北以后和中央军开战，净打大仗。这次打四平打得苦啊，中央军龟儿子们仗着工事坚固武器好和我们较了劲。天上飞机炸，地上大炮轰。那枪声都听不出个数来啦，我们的人死得好惨啊！看到战友们一个一个的倒下去，我们都打红了眼，团长都领着我们往上冲。”
“最后打下来没有？”
他叹了口气说：“没打下来，这武器不中用。你看人家用的那枪，大栓都趴着（美式七九冲锋枪）响起来个个像小机枪一样。我们这老三八、七九枪打一发拉一下大栓不行啊！没啥子办法只好硬用人堆。可这人是肉长的，人家的枪一突突，我们人那个倒啊，有的连队只剩下三两个人，伤亡太大喽，死了将近一个军哪！后来上边叫撤下来的时候，大伙还较着劲往上冲，拉都拉不回来！”
“这仗打得挺苦啊！”
“哪个不说来的？”
“这些战士的尸体往哪拉呀？”
“我也不知道，上边叫拉就拉呗。这些死去的人都是好样的，不能把他们的尸首一扔就不管了，尽可能的把他们都抢出来。好歹也得叫他们有个安身之处，免得成了孤魂野鬼。”
一连四天八路军的部队天天从法特镇上过，看着八路军战士破旧的军装、疲劳的样子和那一车车的尸体，我心想这都是些穷哥们呀，为了共产党打江山，也都为了能过上好日子，吃尽了千辛万苦，多少人把命都搭上了。这历朝历代的江山都是老百姓用一条条活生生的性命换来的呀！什么时候这战争没有了社会能长久太平呢？
在八路军北撤的时候，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步步紧逼。仅八路军大部队经过法特镇十余天后。国民党的保安部队就占领了松花江以西的地区。江对岸的枪声在法特镇都听得清清楚楚。正在这时，八路军部队在蛟河县的拉法镇打了个胜仗，消灭了中央军一个团，国民党的部队才没有往松花江北面过来。但是小股的部队还时常过江来骚扰，所到之处，烧杀掠夺，对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残酷的屠杀。这些由日伪时期军警和胡子组成的保安部队彻底败坏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名声，因为东北的老百姓把国民党的军队都叫中央军，把东北民主联军都叫八路军，老百姓一提中央军都说“不是个玩艺”。
那一阵子，虽然国民党部队没到法特地区，但是法特地区都已人心惶惶。一些有关国民党部队杀害共产党地方干部的传闻也叫人听得毛骨悚然。有的说：“那中央军可真狠，把给八路军干过事的人剖腹挖心。”有的说：“那中央军抓住农会干部，用油锅炸，人在锅里还直瞪眼睛。”松花江的江面上也不时有死尸漂过，人们睡觉都提心吊胆。
地主老财们这时可欢实起来了，四处散风说：“中央军一过来，穷棒子咋拿我的东西，咋给我送回来！工作队不是挺狂吗？那个姓王的瘫疤组长（因为我那时拄着棒子）非得叫他碎尸万段！”在区政府的院里，打更的老张头捡着一封信，上面写着：“沈小丑、王瘫疤你们等死吧！”在这白色恐怖中，我最怕的就是区政府解散。要是这样，那我可就没了靠山。
一天早上，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时我刚吃完早饭，沈区长就急冲冲地来到了我家，进门就说：“喜山，现在形势不好，中央军大有进犯江北的趋势。县委通知我们，叫我们随军北撤。”
“准备撤到哪？”
“目前还不知道，你怎么办，随我们走吧？”
玉莲在一旁说：“他这个身体能走得了吗？”
“这也是叫我最犯愁的事，带着你走吧，你的身体不行；不带你走吧，一旦中央军过来这些挨斗的地主老财肯定得拿你开刀，要不我弄辆马车拉着你？”
“他这腰一动弹都疼，每天下班回来疼得都直哼哼，早上起炕还得我拽着他。坐马车恐怕没等到地方还不得颠达死？”
“那弄副担架我们大伙抬着你。”
“那打起仗咋整，谁还顾得了他这个病歪歪，那不是等着送死吗？”
“这真是件愁人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要走我弄副担架死活抬着你；要留，我给你扔下点钱，你自己要加小心。”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是走还是留，我真有点拿不定主意。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
“明天早上就动身。”
“我俩合计合计，明早你听信。”
“早上恐怕不赶趟，我到几个屯子安排一下，晚上回来听你信怎么样？”
“好吧。”
沈区长走后，我就开始琢磨开了。这事也确实挺叫我为难，你说跟着沈区长他们往北走吧，我的身体实在是够呛，虽然沈区长说弄副担架抬着我，拖累人不说，一旦打起仗来，自个都顾不过来谁还能照顾我这个病号呢？不跟他们走吧，留在这里还太危险。这一阶段我确实得罪了不少大户人家，中央军一旦打过来他们肯定是要找我算帐的，怎么办？我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于是就把想法和玉莲一说，想让她帮我拿个主意。结果主意没帮拿，反倒挨了她一顿埋怨。
“你这时候为难了吧，当初干啥来的？放着好好的校长不当，非得要当工作队。我说这八路军穷了八嗖的恐怕长不了，你非说这天下是穷人打的，还说这朱元璋当年不就是个放牛娃吗？现在怎么样，八路军打败仗了吧？我说你不要那么较真，专和有钱人过不去。能过得去就过得去，啥事都得留个后路。你非不听，说什么咱干就得按上边的意思干好，要不然咱就别干。你到街上打听打听，以前都叫你王校长，说这个人好。现在有钱人一提都说王瘫疤最不是东西。你说你图啥呀？这共产党现在给了你什么好处？除了你那个穷家分张破桌子和碗架子之外，你还捞着了什么？捞到的是得罪了不少人，得了一身的病，到头来还得我养活你！我早就劝你别给他们干啦，好好的教咱们的书就行了，你不听啊！现在怎么想起来问我，我说的话你听吗？再说这事你还用问，这不秃脑瓜子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你要走我也不拦你，以后你就别回来了。我可不跟你遭这个罪了！”
听了玉莲这劈头盖脑的一番话，我是又气又恨又急。气的是你说当初八路军到东北后把占领区搞得轰轰烈烈，谁能想到他们败到这种程度；恨的是我这身体真不长气，一到关键时候就犯病；急的是这是走还是不走，我主意还真拿不定。
这一气一恨一急把我的胃病弄犯了，喝了两次的面起子和子弹火药都没当事，折腾得我直往墙上撞，玉莲也是干着急也没有招。
傍晚的时候，沈区长回到了区里，进了我家看我披着个被子满头大汗呲牙咧嘴地直哼哼，急忙问我这是咋地了。玉莲在一旁不是好气地说：“又犯胃病啦！”
沈区长叹了口气：“黄鼠狼单咬病鸭子，本来这身体就够呛，怎么又犯胃病啦！”
他沉思了一下说：“喜山哪，你这身体确实够呛，跟我们走恐怕是不行了，这样吧，我给你留下一点钱，钱虽然不多但这也是咱们的一份心意。”
我刚想说“我不要”，玉莲在一旁瞪了我一眼。
“你不要说别的，这点钱你拿着抓点药，我们走后你一定要加小心，实在不行就出去躲一躲。”然后对玉莲说，“弟妹，你也不用着急上火。这事都怨我，当初我看喜山是个人才，才动员他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谁想到局势变成这样。我们不是扔下他不管，他这身体实在是不行。”
我心想，你说这话可真是多余了，她巴不得我不走了呢。
沈区长临走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了二百多元钱，放在了炕上握着我的手说：“你要保重，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咱们虽然这次打了败仗，但并不是我们彻底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
听着他的话，我这心里一阵阵的酸痛，眼泪在眼眶直转转，哽咽地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呀！”
他也难过的使劲握了握我的手，转身走出了屋门。
第 五十九 章 被迫逃亡
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除了家是本地的几个人外，其余的全部随八路军北撤了，撤到哪谁也不知道。
区政府一撤走，法特地区的反动势力马上就嚣张了起来。大街上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区政府的门窗当晚就被人用石头砸了，我们住的屋也从窗户上飞进来两块石头，好在没有伤着我俩。玉莲说：“这地方咱不能住了，明日天一亮我就出去找车。咱们先回黄鱼圈吧，不管咋说咱那地方人多有个事也好照应。”
第三天一早，趁玉莲出去找车的空，我挣扎着起了炕，拄着棒子在区政府的院里转了一圈。短短的一天时间，原来热热闹闹的区政府就变得冷冷清清，门窗已被砸得破头烂疵。门口挂着的“中国共产党舒兰县法特区政府”的牌子也不知叫谁摘了下来，扔在了壕沟里。我走了过去，把牌子从壕沟里捡了起来，用袖头擦了擦上面的泥土，把它重新挂在区政府的门前。看着牌子上鲜红的几个大字，回想自己跟共产党走的大半年时间，这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眼泪不知不觉地往下淌，真有一种大哭一场才痛快的感觉。
玉莲找车回来，看到我泪流满面地站在牌子面前，说道：“你这是干啥呢？人家都走了，你还在这傻老婆哭汉子。赶快回屋收拾收拾东西，车马上就到。”
我们就这样又回到了黄鱼圈。
回到黄鱼圈的第二天，家中的大哥特意从破帽子沟跑来告诉我：“六弟呀可不好啦，我们那的区政府刚走，双岭子的张老二就拉了一伙人，挨家挨户要回分他家的东西，不给就往死里打。农会的几个人都叫他们打得半死不活，咱家分的桌子和碗架子也叫他们拿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张老二说：‘你家的老六不是挺能帮共产党唬吗？你们告诉他，别叫二爷碰着，碰着我就要他的命！’阿玛叫我告诉你，千万可别回家！”
大哥前脚刚走，江西半拉山子玉莲一个远房的叔伯妹妹风急火燎（急急忙忙）地来了。玉莲这个叔伯妹妹有个外号叫“大吵吵”，啥事到她那里就会变得歇里胡叉（夸大）的。她一进屋看到我舞马长枪（咋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