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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商量后，决定秘密送上海印刷，然后再运香港发行。这样虽然路途遥远些，但刊物质量就有保证了。
因此，《文艺阵地》从第四期起，由茅盾编好一期，托人带往上海，由孔另境送厂排印校对。茅盾在编辑上要求很严，一个标点，一个字都仔细推敲过，一篇选用的稿件，都批改得清清楚楚，“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所以，茅盾那段时间，经常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面对劈开的红色小山，遥控指挥——给孔另境写信，讲如何排版、改字等。
也是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为《文艺阵地》、为《言林》，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和作品，在香港这段时间，茅盾自己统计一下，短论20篇，书评30篇，还有长篇连载《你往哪里跑》。
1938年4月的一天，茅盾突然收到上海许广平寄来的信，讲到《鲁迅全集》的事，说原来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协议，商量好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焚于炮火，他们不再承印了。请茅盾在香港与商务的香港分店接触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承印。
同时让茅盾去见蔡元培，请蔡元培为全集作序。4月19日，茅盾拜访在香港的蔡元培，蔡元培先生一口答应为“全集”写序和排印“全集”的事帮忙，并让茅盾去找香港分店经理。蔡元培说了个经理的名字，茅盾一听，笑了，原来这个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的经理叫黄访书，是茅盾20年前在编译所时的小伙伴，同事。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全集》没有在香港印，黄访书与茅盾叙旧时十分热情，谈“全集”就哭丧着脸的情景给茅盾印象很深。《鲁迅全集》经过周折，后来终于在上海出版了，茅盾在其中也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后来茅盾被教育家吴涵真拉去，在一个中华业余学校义务讲课。专门讲授写作和讲解抗战文艺的现状和发展等。茅盾又多了一个宣传抗日主张的阵地。在香港这段岁月里，茅盾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又一个阵地，为抗日战争作鼓与呼。
第十九章西北行
茅盾离开香港去新疆，完全是偶然的，也是被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那种伪装所迷惑的结果。
1938年9月的一天，茅盾在香港一个小型的聚会上，碰到刚从新疆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杜重远。杜重远因1935年5月的“新生事件”而被国民党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禁，因此名扬海内外。此时，他与茅盾一见如故，但谈的不是“新生事件”
的幕后新闻，而是他到新疆后的感受。杜重远充满激情地向茅盾讲述新疆的情形，他说：现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是他东北老乡，又一同留学日本。他推翻了金树仁的反动统治以后，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发展新疆，推动各民族的繁荣。盛世才这个人思想也很进步，北依苏联、东联延安，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他与延安方面关系不错，现在有一批延安过来或从苏联过来的同志在帮助他一起建设新新疆。“杜先生去过几趟了呢？”茅盾问。“去过两次了。
刚刚从那边回来，把工厂迁往昆明的事办妥以后，我还要去新疆。“停了一会儿，又说：”盛世才以为我在搞实业，想请我去担任建设厅长，不过我没有同意。不是我不会当，而是我以为要把新疆建设起来，首先要办教育，要普遍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要从培养干部着手。所以，我向盛世才建议让我去办新疆学院，学院的林基路已下到县里当县长去了，学院没有人去负责，所以盛世才也赞成我去搞教育。“
杜重远说到这里，目光里露出自傲自信的神色，兀自笑了起来，问道：“沈先生你看我能办教育么？”茅盾也笑起来，“能，能，凭杜先生的热情和事业性，一定能办好。”茅盾笑过之后说。
杜重远连忙摆摆手，说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想借新疆学院，集中一批人才为新疆的建设服务。在重庆的生活书店总经理张仲实已经答应去新疆教书了，不知沈先生能不能帮助推荐一些人去那边。“茅盾说：”教书应当从大学里去挑，不过，新疆自古是化外之地，我认识的那些教授未必愿意去。“
杜重远一听，点点头，感叹道：“如果能请到您这样的名作家去新疆，号召力就大了，可惜你在编《文艺阵地》，不然，盛世才一定会设宴欢迎的。”
“也许有一个人愿意去。但他不是教书的。”茅盾瞥了一眼其他桌上那些高声谈笑的朋友，说。
“谁？不是教书的也可以。”杜重远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
“萨空了。”茅盾告诉说。
“哈哈哈”杜重远笑了起来。“空了的处境我知道，他已经答应去新疆帮忙了，《新疆日报》正缺一个内行的领导人呢。”
茅盾一听，也笑起来了。
后来，萨空了辞去《立报》的工作，去新疆了，并为《新疆日报》采购了不少设备带去。他知道茅盾有离开香港的念头，便来劝茅盾也去新疆，“住得惯，住两年，住不惯也就出来。”茅盾表示再想一想。萨空了看茅盾有些松动，又让杜重远亲自来劝茅盾去新疆，并给了茅盾一本宣传新疆的小册于。
茅盾一看书名，是《三渡天山》，作者竟是杜重远。
茅盾看了这本小册子，又听了杜重远、萨空了的介绍，仿佛觉得新疆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幸福，各族人民热气腾腾地建设新新疆。
所以，当时左翼人士私下把新疆当作第二个延安。可以想见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了。
于是，经过左思右想，茅盾决定率全家去新疆，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杜重远之后，杜重远很快便寄来了督办盛世才的正式邀请电报。茅盾把《言林》交给杜埃，把《文艺阵地》交给了楼适夷，于1938年年尾离开香港，登上轮船，开始漫长而心焦的从东南到西北的旅途。
1938年12月20日，茅盾一家和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及杜重远公司的一位职员，乘上名为“小广东”的法国邮轮，取道越南海防，登上去河内的火车，一路颠簸，直到12月28日上午到达云南昆明。
因为云南文协分会的朋友从杜重远那里知道茅盾要到云南来，车到昆明，认识的穆木天、施蛰存、马子华等文艺界朋友早已在车站迎接茅盾了，云南文协分会负责人、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也亲自到车站迎接。
茅盾一家下榻的西南旅馆，是文协早安排好的昆明第一流旅馆，在昆明护国路上。去兰州的飞机要等到下一周才有，所以要在昆明停留几天。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许多从北平、上海等地来的文化人，都住在昆明。因此，茅盾一到，立刻成为昆明文艺界的一件大事，由此而来的日程也被那帮朋友们排得满满的。28号晚上，文协云南分会举行为茅盾洗尘的晚宴，正在昆明的朱自清、沈从文也出席晚宴。第二天，茅盾又出席文协分会的茶话会，下午又有朋友到茅盾下榻处访问叙谈。
30号上午顾颉刚来看望茅盾。31号茅盾去西南联大拜访朋友。真是忙得不亦乐乎。1939年元旦，茅盾一家在云南文协分会楚图南的陪同下，游览了昆明西山龙门，并荡舟滇池。第二天，又参加了文协的新年联欢会。3日应联大朋友的邀请，在西南联大座谈。4日去云南大学至公堂演讲。在昆明那几天的日子里，茅盾心情特别好，整天地奔波，毫无倦意，还从抗战文艺大局出发，在文艺界朋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在昆明的当地文化人与外来户文化人之间的合作。春城昆明的旖旎景色，战乱时期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绪，使茅盾抛却了往日种种不快，全副心血地投入民族解放的大业中。
1939年1月5日，昆明阳光灿烂，碧空万里，暖烘烘的阳光，洒在这战时平和的名城大地上，有如阳春三月，滇池里波光粼粼，风和日丽。茅盾一家和萨空了夫人金秉英及两个女儿，一起登上去兰州的飞机。楚图南等文协云南分会的朋友前来送行，大家握手相别，期待着下一次见面和畅叙。
飞机直冲蓝天，茅盾倚在舷窗口，望着机翼下如画如诗的云南大地，山峦起伏，江湖如镜似练，在如絮白云下缓缓地蠕动着。飞机在成都停留时，身材魁梧的张仲实也走上了这架飞机，他也是应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正好与茅盾同行。
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4时50分，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茅盾一走出机舱，一阵寒风平地袭来，呼啸的西北风，茅盾还是第一次领教。尤其是从西南温暖如春的云南过来，更觉这黄土高原的寒冷。
在瑟瑟发抖的寒风里，茅盾一家、张仲实、金秉英等一起住进当时兰州颇像样的南关外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等待进新疆的飞机。
这个兰州城里最好的招待所，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进门是个小院，左边墙脚下有几墩花坛，右边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约五至六间，室内是地砖，上面没有天花板，一眼可以看到屋顶；正面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楼房，楼上楼下各五间，一个外走廊，可以看院内的一切。茅盾他们就被安排在楼上。
开始，茅盾以为在兰州也像在昆明那样，呆上5—6天，就可以去新疆了。
不料，一天二天过去了，去新疆的飞机消息迟迟没有来，因此，茅盾只好耐心等待。
兰州没有昆明那样热闹，也没有昆明那样繁荣，据说当时兰州城里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楼，而且白天一阵风吹来，遮天蔽日，黄土灰尘飞扬。因此，平时大家很少出门。住进招待所不久，茅盾他们发现有两个青年女子也在招待所住着，一个学生模样，一个看上去年纪稍大一些，穿戴也较时髦。
她们的行踪，开始引起了孔德沚、金秉英她们一阵恐慌。不过茅盾和张仲实觉得不必多虑，所以就坦然了。
茅盾他们到达兰州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以后，陆续有人来拜访，不过没有在昆明那样热闹。年轻的兰州生活书店的经理薛迪畅第一个来到招待所，当茅盾问起兰州的情况后，薛迪畅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兰州文艺界的凄凉情况。他告诉说：兰州没有文化界的组织，文协甘肃分会还没有成立，第三厅派来了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几个人，正在筹备文协，但终因人少，也没有结果。
刊物是有一个，叫《现代评坛》，团结了十几个人，半个月一期，每期500份，也是勉强维持。茅盾听后，也感觉到西北地区发展抗战文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了。
后来，薛迪畅又带了几个当地文学青年来见茅盾，其中有《现代评坛》的编辑赵西。茅盾在与这些文学青年谈话中，希望他们与第三厅的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同志合作，共同筹备文协。并对《现代评坛》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坚持下去，表示赞赏。
他们则向茅盾讲了不少甘肃、兰州文艺青年的思想。
后来，应赵西他们要求，茅盾在兰州萃英门的甘肃学院作过两次讲演。第一次的讲题是《抗战与文艺》，第二次是《谈华南文化运动的概况》，介绍华南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文化运动的方法，如上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广州的文艺通讯网运动，香港举办业余学校等。给甘肃文艺界带来了一阵春风。
除了这两次讲演，在兰州没有人来约稿，也没有热闹的宴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