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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舒畅。
就在茅盾参加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后没有几天，张闻天到桥儿沟看望茅盾。张闻天刚坐下，端起茅盾沏好的茶，呷了一口，便拿出一封电报：“雁冰先生，这，你看一下。”茅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来的电报，为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认为，茅盾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
看完电报，茅盾陷入沉思。张闻天知道茅盾舍不得离开延安，便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了茅盾一眼：“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张闻天见茅盾沉默，又补了一句：“你和德沚姐商量商量，过两天再听你的回话。”
“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
茅盾听了张闻天这番代表组织发自肺腑的话语，一边把电报还给闻天，一边坚毅地说。
“嫂子不放心孩子，也可以留下。”张闻天点点头呷了一口茶说。
这时，在一旁的茅盾夫人立刻接上来说：“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
张闻天一听，笑着道：“嫂子，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
在送张闻天回去时，茅盾和张闻天肩并肩地沿着沟底走去。路上，茅盾敞开心扉，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以便今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张闻天理解茅盾，答应把茅盾的要求提交中央书记处研究。
不久，茅盾向在延安的朋友——告别后，又到杨家岭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握住茅盾的手，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临别延安，茅盾心情十分复杂，他的心已被延安吸住了，但他理智地接受党的安排，把自己想法自觉服从组织的意志。延安的阳光太有吸引力。茅盾已从中共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40年10月10日，鲁艺的学生在门口列队欢送茅盾，齐声高喊：“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送声里，茅盾夫妇泪花闪烁，不断地挥手致意。就这样，茅盾夫妇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随着董必武同志的车队，离开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
第二十二章雾重庆
从10月10日茅盾夫妇随董必武“专车”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宝鸡到重庆，1500公里的路程，车队整整走了一个半月。11月下旬，茅盾他们到达重庆。
此时的山城重庆，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陪都，许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鸿贾巨商、文人骚客，都云集重庆，许多国民党中央机关，及在抗战中新冒出来的机关，也都遍布重庆这弹丸之地。起伏的山峦，奔腾的长江，一副不堪重负的情状。冬天的重庆，时常大雾弥漫，把偌大的城市装进这朦胧之中。
茅盾他们在一片浓浓的白雾中，走进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重庆郊外一个红色的小山上，当地人称它为红岩。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办事处来看望茅盾夫妇。周恩来向茅盾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重庆的情况，同时又对茅盾说：“这次发电报给中央请你来，主要是让你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让你穿件‘官方’外衣，便于工作。”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你也不必担心，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听会找你谈的。”
茅盾点点头，说，“好的，我会按照周副主席的要求努力去做好的。”
“编刊物，扩大进步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地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周恩来笑了笑，又认真地交代着。
送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茅盾回到房内，回想起刚才周副主席的话，觉得来重庆的担子还不轻呢。向来对中共充分信赖的茅盾，此时此际，脑际出现和涌动的，是如何做好在重庆的工作，如何做有效的斗争。
过了一会儿，徐冰来告诉茅盾，住房已经找好，就在沈钧儒住的地方，“不过，沈先生不宜直接从这里换到那里，我已经安排好，沈先生可以先到生活书店住几天，过渡一下，然后再换过去。”徐冰未了对茅盾说。
茅盾点点头，客气道：“给周副主席和您添麻烦了。”徐冰连连摆手，“哪里，哪里。”
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两天以后，第三天，茅盾夫妇换到了位于重庆市中心的生活书店门市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
刚安顿好，老朋友邹韬奋、徐伯听便来看望茅盾夫妇。多年不见，在重庆这个地方相见，自然十分欣喜，邹韬奋向茅盾打听杜重远在新疆的处境，也向茅盾打听张仲实在延安的情况。杜、张都是邹韬奋的老朋友。茅盾向他们讲述了新疆的状况，也讲了杜重远的处境。大家都十分气愤。茅盾也向韬奋了解生活书店的状况，邹韬奋大叹苦经，讲了国民党在重庆实行的政治高压政策和扼杀文化的政策，同时，也讲到《文艺阵地》，邹韬奋希望茅盾来重庆后，能为生活书店助一臂之力，茅盾听后一笑，正想回答，徐伯听又接口道：“我们想把《文艺阵地》从上海搬到重庆出版，请你继续担任主编。”
“适夷一直在编，编得蛮好，何必要我再来插手！”茅盾推辞道。
徐伯听说，“沈先生离开两年多，有些情况你不了解，《文艺阵地》在上海是不能公开发行的，后来国民党借口它未经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在内地不让发行了。
这件事已经拖了半年多了。我们打算在重庆取一张审查证，把刊物迁来；重庆文化人集中，也需要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原来想让楼适夷到重庆来，现在你来到了重庆，《文艺阵地》由你来继续主编，也就顺理顺章了。“”既然如此，那就挂个头衔。
不过，现在我还有其他事情，你们能不能把适夷从上海召来，仍旧当我的帮手，负责实际的编辑工作？另外，可以组建一个编委会，大家可以商量工作。“茅盾知道此事生活书店和中央有所接触、安排，也就允承下来。邹韬奋和徐伯听一听，都认为这样也可以，便答应了茅盾的要求，同意把适夷召来。
晚上，得知茅盾已到重庆的朋友郭沫若、田汉等人，都来到生活书店楼上来看望茅盾夫妇，因为茅盾刚从两个“热点”地区出来，朋友们便向茅盾打听新疆、延安的一些朋友的情况，茅盾一一向大家介绍延安、新疆的一些经历。田汉还邀请茅盾出席在11月2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说“沈先生借此可以和在渝的新朋友见面。”
在生活书店楼上住了3天以后，茅盾夫妇又搬到枣子岚垭良庄。这是一栋坐落在小山坡上的小楼，茅盾夫妇搬进去之前，已有3户人家住着，一户是房东，一户是沈钧儒，还有一户是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在这个住处安顿好后，茅盾即打算把这两年来的见闻写出来，不料，忙乱的应酬，竟未能完整地写下去。后来茅盾回忆当时生活时说：“重庆的生活节奏远比延安急速，单单各种社交活动——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私人的集会和会晤，便应接不暇，我常常像‘华威先生’那样写个不停，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不过，这些活动多数还是重要的，或者有政治意义，我不得不去的。”
茅盾这里说的，是实话。
搬到枣子岚垭良庄的第二天，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就去天官府街七号参加《戏剧春秋》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在那里，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除田汉外，还有阳翰笙、老舍、陈望道、洪深、郑伯奇、杜国库、安娥、姚蓬子、胡风等。在会上，茅盾介绍了延安开展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的情况。紧接着，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约见茅盾，和茅盾拉家常，对茅盾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并说，“先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旧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使茅盾大为感动，在拉家常中，茅盾感到这位国民党大员“是个有头脑、有识见之人。”
12月4日晚上，陶行知、范长江、吴满真、杨卫玉、沈钧儒及其三公子，沈萧文、沈志远及夫人崔云玉，阎宝航、泮朗等杜重远的一些东北同乡和好友，在一个叫“新陪都”的地方吃“小馆子”，欢迎茅盾夫妇和李公朴。在席间，茅盾回答了杜重远的这些朋友的提问，向大家介绍了杜重远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事后有人评论茅盾当时的姿态：“他的态度的平易、诚恳，与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忠实，不假修饰，不取任何小小俏皮，始终平和、坦白、热情，与家人手足一般情致的流露。”
之后，茅盾和邹韬奋、沈钧儒一起，为营救杜重远而奔波，亲自到周恩来同志公馆，向中共请示办法，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茅盾亲自起草给盛世才的电文，以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沈志远、沈雁冰等人名义发出去，委婉而又严正地表明态度，并要求引渡杜重远，结果仍遭盛世才的拒绝。
后来，茅盾又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专门和外国进步记者座谈，介绍了杜重远被捕、赵丹他们被捕的一些背景。
茅盾还经常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或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各种集会、讲演。因此，繁忙的社交活动，原先打算写见闻的计划，只开个头，写了《旅途见闻》、《风景谈》之后，就搁浅了。而在繁忙之中，茅盾还要操心《文艺阵地》，徐伯听告诉茅盾，楼适夷不能来重庆了，但“审查证”已拿来。于是，茅盾又把编委会拉起来，聘了7个人，有叶以群、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等。具体由叶以群负责《文艺阵地》的复刊。叶以群是茅盾在重庆时与周恩来联系的一个联络员。
党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活动，需要茅盾了解或参加，就由以群来向茅盾传达。
茅盾和叶以群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两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紧张的准备，茅盾和叶以群一起把《文艺阵地》6卷1期编就，并于1941年1月10日出版了。复刊的《文艺阵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作者阵容也十分强大，有沙汀的小说《老烟的故事》，有艾青的长诗《玛蒂夫人像》，张天翼的论文《论〈阿Q正传〉》以及曹靖华、戈宝权的译文，茅盾自己则在复刊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风景谈》，讴歌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动人情景。茅盾这篇散文，笔意洒脱流畅，感情洋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所以当时董必武碰到茅盾，笑着对茅盾说，“你这篇《风景谈》写得很好！那些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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