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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起来，纠结起来，象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展，树根在底下暗暗的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重叠，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涨耸。于是，天地间其他柔弱的花花草草们在其间枯黄委靡了。
如果说筚路蓝缕的改革是为人类日益强大的力量寻找着发泄的方向去开创美好的未来，象开垦蛮荒的土壤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象引导着洪水一泻千里奔流入海；那么危机四伏的困境里的改革，就是为了天地间万物都能有个生存的起码条件，而对已经成林的这些大树们做一些剪枝疏根的工作。否则枯死的花花草草堆积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一点火星就可能把所有的一切烧得干干净净，再参天的森林也得化为灰烬。
但这修剪势必要遭到大树们竭力的反抗。换个比喻，就是从虎口里夺回一些肉，分给其他饿以待毙的小猫小狗小动物，老虎勃然大怒张牙舞爪是必然的反应。
所以改革不同于从头开始的蓝图和计划，在空地上建设一座高楼的难度远远小于拆掉一溜民房平出一块空地。再厉害的赌神抓到一副烂牌打起来也总是恨不能重抓一次的。
如果想搞好这种改革，我想只有两种办法：
一、把能从改革中得到利益的人发动起来，由下而上让他们自己来呼应、来贯彻决策者制订的每条改革措施；
二、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用强大的威权，力求做到以头使臂，以臂使掌，以掌使指，一直到底都不把政策执行走样。
中国的悲哀就是毛泽东之前，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走第一条路的，改革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过程。
改革的执行者永远是大树的枝叶，老虎的爪牙，每次改革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以对于改革，决策者应该充分考虑人性的险恶，千万不可寄希望于儒生们天真的“仁”、“善”，得对自己的臣下有充分的认识。很多时候，改革的基层执行者往往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借着冠冕堂皇的改革口号为自己谋利，——夺了虎口的肉，塞进了自己的嘴巴；拔了一株大树，随即在原地为自己又栽了一株。更可恶的是，他们顺便把身边的苦苦挣扎的花花草草拔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本质也是老虎和大树啊。
这还仅是来自自身阵营的威胁，更不用说还有满地决不善罢甘休的吃人的恶虎了。当改革的力度雷霆万钧势不可挡时，恶虎们会装得俯首帖耳笑容满面，比猫还乖巧，甚至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但只要一转身，它们又会在黑暗里磨牙砺爪悄悄地积蓄着反攻的力气。稍有漏隙，它们就煽风点火东挑西拨，时不时看准机会反过来利用改革再捞一把。等到风声一变，它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长啸一声凌空搏噬。
改革的过程，就是权术和力量殊死较量的过程，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往往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倒改革家头上了。
所以第二条路有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在强权失去控制能力之前必须收到改革的成果，才能取得改革得利者的拥护以加强和继续自己的事业。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帮他忙。”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遗臭万年下场。
因此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对改革的成功与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目标不妨定得远大一点（而目标往往是极其美好极其真诚的，——真正一心想做个昏君的帝王应该是没有的），但步骤必须切实，稳妥。很多时候步子实在不能迈得太大。还得让人们一边不怎么费力的赶着路，一边能顺手在路傍的果树上摘几个果实。
但就象病人很难做到为自己开膛破肚动手术那样，靠自身是几乎永远不可能斫尽恶树的，因为自己的根也牢牢地连在一起。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剁了自己的手和脚的，再成功的改革，也不过疏一些根，砍一些枝，杀几只虎，强挽一下这个没落的趋势罢了。
封建史上没有一个已经开始没落的王朝是能凭改革重新焕发青春，创出一番比开国时更大的辉煌的。
对病体合理的医疗调养，也许能延缓寿命，乃至恢复健康，但再健康的人也一样会衰老，再健康的人也不能长生不死。希腊神话里的西齐弗，耗尽了全力想把巨石推回山顶，结局却是注定的下坠。
到了无处可坠之时，真正彻底的改革就自动来到了，——那就是革命。愤怒的野草终于用自己绝望的生命燃起了大火，烧尽了所有的森林和虎豹豺狼：就象地球再来一次冰川时代，就象中毒得无可救药的计算机重新安装，一切从头再来。
革命才是最彻底的改革，束手无策的改革者现在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在仇恨和杀戮中按着它自己的轨道酣畅淋漓地进行。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一株株幼苗在废墟上又重新发芽，成长，争夺有限的养分……
多少年来，世界就这样前进着。多少年来，无数伟大的思想家苦苦探索着走出这个怪圈的路。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
他相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自己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这副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幻——他的御殿几乎天天是灯火通宵。
他是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的以为自己是再世的周公了。他不是靠着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理论一步步走上了人间的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就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已经报来，祥瑞纷纷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象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象把匈奴该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象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绞尽脑汁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们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怎么还顾得上百姓呢？连自己的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里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呢。他们简直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后来倒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在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是的，很快，真的很快。
就在哭天后，还不到两个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
大臣们跑了一大半。
宫门外，浓烟滚滚，金鼓喧天。
“活捉王莽！”
“别让他跑了！”
“吃王莽的肉去啊！”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擂木一下下狠狠地撞击着死命撑住的宫门，灰尘簌簌而下。利箭飞蝗一般四处呼啸着。御林军丢盔卸甲，有不少还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贪婪地盯着王莽，眼睛射出绿色的光。宫女嫔妃们哭叫奔走，地下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大殿里，连仅有的几根白发都掉了个精光的王莽重新盛装了，身穿绀色的龙袍，齐齐整整地系好了玺韨，手执着那把据说是舜帝用过的匕首，向着天上北斗星的方向颤巍巍地端坐着，嘴里喃喃自语：
“上天给了我德行，汉兵能拿我怎么样呢？”
一时间，他又把自己当成说过类似话的先师孔子了，铁青憔悴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血色。
只是他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声音微弱得很。
三国中的君子
〔文／班布尔汗〕
常言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如细论起来，实在有些未被人的天性。少年人朝气蓬勃，涉世未深，充满幻想，心灵纯洁，喜欢替天行道，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哥们义气，对于《水浒》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好汉，是一定极其向往的。而老年人，经历很多，对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研究了一辈子，难免有些遗憾，看看《三国》里的明争暗斗，奇谋诡计，很能够“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倒也不失为一件快事。这么一句“常言”，倒让这两部名著少了很多应该看他们的读者。
但是，如果以社会的道德来说，这句常言，却也有些道理。少年人有好冲动的毛病，要是看了《水浒》，学学鲁智深之类倒是无妨，可要是学着李逵之流一时兴起便“拿着板斧排头介砍去”，毫无理由的乱使用暴力，可就麻烦了。就如香港的《蛊惑仔》系列火爆中学校园的时代，还真有成群的中学生学着陈浩南拿着片刀互相乱砍。而老年人饱经风雨，对于实践的很多事都已经看得很淡，有些“不相信神圣”了，再看了《三国》的尔虞我诈，难免不会“老奸巨滑”，坏了德行。
《三国志》在史书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