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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集市周围筑起城郭，城中居民守望相助，一同防御敌人，祸福共之。开会时鸣钟召集居民，大家宣誓同心戮力，以表示忠诚，并在会上，从群众中推选数人为城市的领袖，担任指挥攻守事宜。这些推选出来的领袖一旦掌权，便可为所欲为，几乎与君主的专制没有两样，但有一条限制，这就是市民有权罢免他们，并改选别人。
这种由市民组成的独立单位，叫做Free city（自由城市）。由于这些城市抗拒帝王的命令。或与贵族军队作战，战乱几乎连年不息。（Free city即自由城市之意，其人民是独立的市民）从十一世纪起，在欧洲各国建立了很多自由城市，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米兰和仑巴底，在德意志则有汉撤同盟。从十三世纪初，勒倍基和汉堡等地的市民结成公会，势力日益强大，曾经发展到八十五个城市的大联盟。对此，王侯贵族不仅无法制服，而且和它缔结条约，承认它的独立，允许各城市修筑城郭、设置军备、制定法律、发布政令，俨然形成了独立国的体制（民主政治的因素）。
如上所述，从四五世纪以来，不论教会、君主、贵族、平民，各都形成一个体制，具备若干权力，仿佛完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把这些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地步，人民所争的只限于局部问题。还不知道什么叫作整体。后来从1096年，十字军兴起，这支军队是欧洲人为了维护宗教联合起来向小亚细亚进攻。这次战争是联合整个欧洲而以亚洲为敌的，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知道有欧亚两洲和内外的区别，而统一了方向。而且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也是关系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它使各国人民思想统一，开始关心国家的利害。所以说，十字军的兴起，使欧洲人民知道了欧洲的存在，使各国人民知道了国家的存在。十字军是从1096年开始，断断续续前后出征了八次，到1270年才宣告完全结束。
十字军虽然是由于对宗教的热忱而兴起的，但因历时达二百年之久，不能成功，以致人心生厌。各国的君主，也认识到争夺宗教权力不如争夺政治权力重要，与其远征亚洲侵占领土，还不如在欧洲境内开拓疆界有利，因此再没有人愿意作战了。经过这次战争，人民的眼界也有所扩大，并且也理解到在国内尽可以谋生，因而厌恶了远征。这样，远征的热忱便消逝得无影无踪，终于停止了行动。这种结局，虽似可笑，但对当时欧洲的野蛮人来说，由于看到了东方的文明，就把它吸取到本国，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同时，由于知道了有东西方的对立和内外的区别，因而奠定了国体。这可以说是十字军带来的结果（十字军的贡献很大）。
在封建时代，各国君主都是徒拥虚位，但是他们并不是心平气和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人民的知识逐渐提高，不愿意永远受贵族的羁绊，社会上又产生了一种变动，开始了压制贵族的端绪。例如，在十五世纪末期法王路易十一打倒贵族恢复了王权。后人评论路易十一的事业，似乎都认为他奸诈狡猾，行为卑鄙，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我们不应该不考察时势的变迁。在过去，完全依靠武力统治社会，可是今天，智力代替了武力，以狡诈代替了膂力，以权术代替了强暴，或用劝谕，或用引诱，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这样，即使这种人的居心卑鄙，但不能不认为他的目的比较远大，有重文轻武之风。在这个时代，王室的集权，并不限于法兰西一国，英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也莫不如此。各国君主固然力图实现集权，而人民也想假借王室的权力消灭贵族这个仇敌，因此形成了上下相投打倒中间的风气。于是全国的政令渐渐统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的体制。并且，在这个时代，火器的使用日益盛行，渐次废弃弓马之术，谁也不再畏惧匹夫之勇了。同时又发明了刻板印刷技术，好象给人类社会新开辟了传达意志的道路，人的智慧迅速发展，事物的轻重也急剧变化，膂力让位，智力跃占了上风。封建武士权势日趋没落，没有立足之地，宛如孤悬于半空之中。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中心政府（国家的统一）。
长期以来，教堂专权恣肆，有如旧日的专制政府的继续，虽然内部已经腐败不堪，但仍然抱残守缺，不知变通。再看社会上，人智日开，人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愚昧轻信，读书识字已经不属于僧侣的特权，普通的人也有读书的了。既然知道读书懂得寻求真理的方法，对事物就要发生怀疑。然而，“怀疑”二字，正是教堂的禁忌，二者势不两立，终于在社会上掀起了改革宗教的大浪潮。1520年，著名的路德首倡改革宗教，背叛罗马教皇，提倡新教，震动了天下人心势不可当。但是，罗马还象病狮虽然气力已经衰弱，然而狮子毕竟还是狮子。当时旧教如狮，新教似虎，双方胜负难分，在这场斗争中欧洲各国死人无数，结果创立了“新教（Protestant）”这个新的宗派。新旧两教都未失去地位，路德的努力也未归于徒劳，但从杀人的惨酷来说，新教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代价高低，姑且不论，但究其目的，双方都不是争论宗教的正邪，而是争论是否允许信仰自由，不是争论耶稣教的是非，而是争夺罗马的政权。所以这场斗争是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新风气，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一种征象（宗教改革是文明的征象）。
从十五世纪末叶起，欧洲各国的国家权力渐渐集中于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仰慕王室，还不懂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国王想排斥贵族，又不得不依人民的力量。为了一时权宜之计，国王与人民俨然结成同盟，互相利用，有时政府还特地授给人民以若干权力，这就提高了人民的地位。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到十六七世纪，封建贵族已经销声绝迹，宗教纠纷虽尚未平息，但大局已定，国家的内部，只剩下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了。但是，热衷于专权乃是有权者的通病，各国君王也不例外。这时，人民与王室之间便开始发生了争端，这种斗争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在这个时期，王室的权威虽然不算小，但人民由于从事工商业，积蓄了财产，还有不少人购买了贵族的土地而成为地主。这些人既有了土地和财产，又善于经营终于垄断了全国的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人，因此对于王室的专制，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过去曾以罗马为敌进行了宗教改革，而今天已经形成了以王室为敌实行政治改革的趋势。从事情的性质来看，这两者虽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但在发挥独立自由的风气而成为文明的征象这一点上，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可能是，以往自由城市的精神，这时又逐渐复兴起来了。从1625年查理士一世即位起，民权学说和宗教的争论都很激烈。忽而召开议会，忽而封闭议会，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到1649年终于废除国王，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又经过种种变乱，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才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政府的方针，根据自由民主的原则，确定了君民同治的政体，直到今日。
法国在十七世纪初路易十三时代，由于首相黎塞留的力量，加强了王室的权威。1643年路易十四世继承王位时，年仅五岁尚不知国事，又当内外多事之秋，但国力并未削弱。后来国王成年，天资聪颖，继承了祖宗的遗业，不仅威服海内，并屡次与外国交战，获得胜利。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王威显赫，达于极点，法国王室的兴盛，以这个时代为最。但是，到了他的晚年，军威渐衰，政纲松弛，王室衰微的征象已经隐约可见。路易十四的衰老，不仅是他本人的衰老，也可以说是欧洲王权的普遍衰老。到了路易十五时代，政府腐败已极，无法无天几乎达到顶点。若与以往相比，前后的法兰西判若两国。但从另一方面就法国的文明来说，在政治腐败的这个时期，文明的昌盛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十七世纪，学者的议论中并不是没有自由思想，但他们的见解未免过于狭隘，到十八世纪，其面目才焕然一新。不论宗教、政治学；哲学理论、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无不蓬勃发展，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经过研究、质疑、分析和试验等等，人们思想豁然开朗，仿佛没有任何阻碍。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情况，王室政治是在停滞中腐朽下去；而人民的思想则由于追求进步解放而生气勃勃，王室与人民之间产生了一触即发的形势。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冲突的表面化。这类事件的爆发，英国是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是在十八世纪末期，虽然前后相隔百余年，论其发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结果，可以说两者是同出一辙。
以上是西洋文明的梗概，关于详情细节，请参阅“文明史”译本，学者倘能对该书全面地前后联系起来，反复加以研究，必能得到很大的裨益。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如前章所述，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象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可是，我们日本的情形，就与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比虽有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体。即或镕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现出本色。这好比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现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银货币一样。这就叫作偏重。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或者因为卑怯而误事，或者因为过激而出乱子，这种事例从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偏重的祸害，有权者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
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本书第二章曾谈到一国人民的风气问题，而权力的偏重也是这种风气之一。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愤恨政府的专制，就是责难人民的放肆。但若详细观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