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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调离这个单位，我没有再戴过那条项链。
这两个给过我上当机会的女孩子，后来我都没有再见过。
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之中我还曾经遭遇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谎言，对于我无足轻
重，而对于撒谎的人分外重要。慢慢地，我也学会了理解和谅解，那些用小谎话安
慰自己的人，那些通过用小谎话从别人那里获得诸如艳羡和钦佩等等好感觉的人，
其实不一定是坏人。就像妈妈说的，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不尽人意，
于是他们选择活在自己编织的梦想里，并且由此获得安慰和满足。他们其实没有伤
害别人，只是他们自己有些不自信罢了。
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
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同情
有时候会想，什么人才有资格同情别人呢？一定是认为自己活得比别人好或者
自认为幸福的人。
小时候坐在温暖的屋子里，一边剥花生吃一边听着《卖火柴的小女孩》，想像
一个同龄人在冰天雪地的夜晚挨饿受冻，一个挨饿受冻的女孩子在凄苦的大年夜做
一个能吃饱饭的梦，难过地流下眼泪。同情是可以想见的。不能想见的是一个可能
也许不会变成现实的假设，假如，假如听故事的人也是在一个同样冰天雪地的大年
夜，也同样卖着没有人买的火柴，也同样地挨饿受冻，谁会为谁流泪呢？这样的假
设应该是包含着理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
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这样的矛盾也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1994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乘地铁去上班。在崇文门地铁站的入口
处，总是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双腿已经不全，膝盖以下齐刷刷地斩断了。他坐在乘
地铁必经的台阶上，面前是一个破旧的大茶缸，里面装着很少的零钱。这个男孩子
看上去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眉目间的楚楚可怜之中还带着一些未脱的稚气。
他是一个乞丐。他的肮脏的双腿裸露着就是他博得同情和施舍的道具。
如果没有后来的偶遇，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
放一些零钱在他的茶缸里。在发现他行乞的真相之前，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次见
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洋溢着奢侈的同情，我想他是多么痛苦，完全丧失了自由
活动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快乐，也许这就是他的一生。我一边同
情着他一边就在为自己庆幸，能走动是多么幸福啊。我从没有想过，可能在我放下
手中的零钱时，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嘲笑，世界上居然有像我这么
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
后来对这个乞丐的发现使我相信了一点，就是在生活中所有的欺骗有朝一日都
是要暴露的，这种暴露就是对欺骗别人的人最好的惩罚。
我是在地铁站旁边的糕饼店里遇到他的。一个健康的、双腿健全、可以自由地
跑跳的少年。他买了一只跟我正在吃的汉堡一模一样的汉堡外加一杯可乐，站在靠
近门口处，一边吃一边看着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他和任何一个享受着美好生活的少年没有任何不同。
我握着吃剩一半的汉堡，死死地盯着他。我不会看错，他就是那个曾经若干次
牵动我的恻隐之心、若干次让我感到莫名的优越并因此掏出钱包的小乞丐。绝对是
他。他怎么敢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吃那些给他零钱的人们也许尚且不可能天天吃到的
东西？他怎么敢把他的健康的双腿如此明目张胆地亮出来而丝毫不感到羞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他快乐地看着街景仿佛根本不知道距离几步之遥的地方
有一个上过他的当的我存在。甚至，有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就像所有的陌生人在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又瞬间无所谓地闪开一样。
这一天我走进地铁通道的时候，在楼梯上没有遇到每天行乞的少年，恐怕只有
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的糕饼店里吃汉堡、喝可乐，晃着两条毫无缺陷的腿。
此后，我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过这个男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假，他的
状态依然是残疾的，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地对给他的茶缸里扔下零钱的、善良的人
们道谢。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过去每次从他身边经过时的同情被现在的轻蔑和气愤
所代替，我发誓绝对不再把我的珍贵的同情心施与这样的骗子。
然而仍然有人像不明真相的我那样继续给予并且在有些居高临下意味的给予中
获得快乐。每天如此。
目睹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到，其实在这个“小乞丐”眼里，给予的
人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那么容易地就从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给予的原本无济于事
的施舍中获得满足，这些人也无非就是在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悬殊之后表现出
一种无关痛痒的慈悲，他们同情弱者的同时不是也在充满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乐善
好施吗？我一度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乞丐”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轻易表示同情。
这件事过去两年以后，我到报社做了记者。重新思考有关同情是因为一起工作
的一位同事遇到了一件事。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在那一年的春节前找到了
她，哭诉如何因为受骗而失去了所有的收入，以至于别人都能回老家，而他只能只
身留在北京。他说他知道“X老师心眼好”，“X老师主持的版面也是呼唤人间真情
的”，“X老师一定会帮助他”。他来报社就是想跟X老师借500块钱，过完春节回到
北京他会“加倍努力工作”，还钱给X老师。
送走了这个人之后，同事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想了想，还是把钱借给他了。
毕竟对于咱们来说，500块钱还拿得出来，对他来说，就是帮了大忙了。”
感慨同事的善良之余，我和另外几个同事纷纷议论，说善良的她一定是上当了，
她的钱和她的善良伴随着这个貌似可怜的人的离去而一去不复返了。我乘机讲了我
曾经遇到过的“小乞丐”的故事。
同事看着我的神态非常笃定：“不管他回不回来。我给他钱的时候就没指望他
一定能还给我。而且，一个人用出这样的方式，一定是因为他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不知道这个同事是否得到了归还的500块钱，但是她当时的话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像，我想也许我是太矫枉过正了，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乐于助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我遇到的不过就是一个个例罢了。
我在大约两年多之后原谅了那个用假腿骗人的少年。
又过了大约一年，那个同事离开了我工作的部门，她主持的那个“呼唤人间真
情”的版面变成了由我来主持。
不幸的是，我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一件事。一个自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来到
报社，对我哭诉他的困难。一切都与我的同事遭遇的一样，甚至那些好话都如出一
辙，唯一的不同是“X老师”变成了“张老师”，500块钱变成了300块钱。
我的心里真的有了激烈的斗争，我的同事和那个“小乞丐”同时出现在我的眼
前，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仿佛同事代表着一种善良的美德，拒绝这种美德无异于
亲手把自己驱逐出好人的队伍；而“小乞丐”代表着一种邪恶，我想像着这个小伙
子拿着我给的300块钱走出报社就在心里无情地嘲弄我的愚蠢。
我注视这个也许真的出于信任与无助而找到我、也许根本就是来编一个凄惨的
故事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的人，我甚至有些希望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但是，他的眼睛里除了呆滞之外什么也没有。
进进出出的其他同事已经在注意我们，我猜想肯定有人知道了他来的目的，也
知道我还拿不定主意。一个新的念头涌上来，我怎么能让我的同事感觉到和他们一
起工作的我原来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家伙呢？就算是做一个“秀”，就算是明知上
当，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别无选择啊。
我尽量平静地听完来人已经重复过的话，尽量力求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真正
需要我的帮助的人，相信他会回来，归还我借给他的钱，也为我树立一个善良和乐
善好施的好名声……我不知道是怎么从钱包里取出钱来交给他，不知道自己还说了
什么伪善或者愚蠢的话，不知道怎样带着他到报社楼下吃了工作餐之后又送他离开。
但是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已经被我的同事看在眼里了，不管怎么说，愚蠢的善良应该
比残酷的理性更容易被人称道吧？
我又一次像当年面对那个行乞的少年一样找到了一种莫名的优越，不同的是，
过去的我是因为无意识，而现在的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为之。也许这比我一直
不敢表现的、在心里暗暗活动的理性更加残酷。
至今，我没有收到归还给我的钱，而且，也没有得到因为表现了善良而获得期
望的赞赏。
“曾经”这两个字真的很奇特，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里都在表达着同一种意
思，就是存在
最艳的一天
1997年过完春节之后，同事带来了他回家乡结婚时的照片。大家纷纷传看着，
仿佛也因此沾上了浓浓的喜庆。
厚厚的一叠照片中，有一张非常突出。同事抱着他的俏丽新娘正在跨过自家的
门槛。新娘是红彤彤的，红色的棉衣、棉裤，红皮鞋、红袜子，头上还簪着大大的
红花。我拿着这张通体红灿灿的照片，瞬间觉得那红色把我的眼睛和心一起照亮了。
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穿红色。虽然妈妈一再告诉我，中国的婚礼是讲究穿红装的。
我还是坚持买了一件白色的、旗袍似的婚纱。只是在结婚登记那天象征性地穿了平
时上班也常穿的红色西装和短裙。
我喜欢看新娘。小时候谁家的大姐姐结婚，我都喜欢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红色
的新娘在众人的簇拥之中跨过女人一生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道门槛。而且，那时候，
我就隐隐约约地知道，我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
我把看到的照片描述给丈夫听，其时他正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他没有像
我那样激动，只是随口说：“我知道那是你们女人一辈子最艳的一天。”听见他这
样说，我就多少有些后悔，后悔当初没有选一件红色的礼服。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毕竟关于新娘的颜色的讨论对于我们这种变成了“匹夫
匹妇”的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我会在一个远离
北京的地方听到同样的话。
那是在同一年的国庆节，我和丈夫跟另一对夫妻一起到大同看石窟。我们住在
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酒店，对面马路的另一侧是一家装饰有些破旧的发廊。
我是在下午生意最清淡的时候走进发廊的。女店主正在给一位穿着一袭红色套
装的女子补妆，她的胸前端正地别着一朵红花，飘垂的丝带上写着两个金色的字—
—新娘。女店主招呼我坐下，说：“您得多等一会儿，她等着‘回门’呢，这可是
大事儿。”我于是坐下来，边看边等。
发廊不大，只有两张椅子，迎面的墙壁是一面大镜子。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子